从人类世到负人类世

——论斯蒂格勒如何在数字时代重思美学

夏开丰

[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24年第4期

**摘要：**人类世的核心问题是熵，即能量消耗。对斯蒂格勒来说，人类世的问题是由技术造成的废人化，即知识的丧失。但技术具有药理学特征，它既是熵的加速，也是负熵的增强。数字时代的来临，一方面使我们走向废人化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一个去废人化的数字社会，这意味着“负人类世”的到来，它强调的是不大可能者，从而抵抗计算。康德所理解的美感判断就是这种不大可能者的经验，我们通过艺术作品而将自己提升到另一个平面中，从而获得美感经验。但康德没有注意到器官学生成，不大可能者的经验同样需要技术物来支撑。艺术史就是普遍器官学和感性谱系学的联结。斯蒂格勒把业余爱好者作为负熵的典范，但他忽略了如果缺少某种引导的动因，业余爱好者只能是一个平凡的实践。当代艺术才是美学的器官学更为合适的典范，因为当代艺术内在地以违犯规则为目标，这正是普遍器官学的特征。由违犯而产生的偶然性正是一种不大可能者的经验，因此当代艺术家能够逆转人类世的逻辑而进入负人类世中。

**关键词：**斯蒂格勒；人类世；负人类世；负熵

在斯蒂格勒后期著作中，“人类世”（Anthropocene）和“负人类世”（Neganthropocene）的概念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其哲学计划的核心。在人类世中，人类面临着毁灭的威胁，斯蒂格勒认为我们必须逃离人类世而进入负人类世，才有可能逆转人类世巨大的毒性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斯蒂格勒指出在人类世重新思考美学依然是个重要问题。[1]由于斯蒂格勒的突然离世，我们未能见到这项重思工作具体是如何展开的，甚至让我们产生疑惑：斯蒂格勒为何要在人类世中重思美学？事实上，美学在斯蒂格勒世界中的位置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一度几乎处于消失的状态。[2]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勒计划在其最新写作中重新思考美学问题也就变得格外关键了。

斯蒂格勒的重思工作虽然尚未充分展开，却在不少文本中有所表露，尤其是2015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做的系列讲座，也许能够为此提供一点线索。因为在讲座的一开头就说了“在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时代里质疑康德关于判断的美学理论”，[3]联系到斯蒂格勒曾说过人类世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能量消耗，而是无产阶级化或“废人化”（proletarianization），[4]这不正是在说通过康德而在人类世重新思考美学吗？斯蒂格勒关于人类世和美学的看法目前尚未得到学界关注，只有米卡尔·克里兹卡维斯基（Michal Krzykawski）曾有所论及，[5]但未加以展开，而且也没注意到康德美学的位置。因此，本文试图把斯蒂格勒的中国美院讲座文本与他的人类世思想结合起来分析，揭示出美学为何在人类世中依然是重要的，尤其是要论证康德美学所强调的不大可能者的经验为何可以在数字社会开启一条负熵的路线，从而为负人类世的到来作出贡献。

一、人类世中的熵和负熵

“人类世”一词由荷兰气象学家保罗·克鲁岑在2000年正式提出，指的是地质物理进化的最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活动成为一种地质物理学因素，对生物圈（biosphere）产生了最为剧烈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自然因素。在斯蒂格勒这里，人类世的核心问题是熵（entropy）的问题，人类世甚至可以称为熵世（Entropocene），因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以各种形式大规模地生产熵的过程。不过，斯蒂格勒所说的“熵”有多种理论来源，在一次访谈中他清晰地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熵。[6]

1.熵与热力学（thermodynamics）有关。热力学机器本质上是燃烧，只有在热力学和天体物理学中宇宙问题成为燃烧问题时，人类世才会开始。[7]热力学机器的出现，显示出人类世界的根本特征是变化和破坏。它在物理学中提出了能量消耗的新问题，能量消耗就是熵的问题，根据热力学法则，熵是在封闭系统中不可逆地增长的。熵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知识被清除和自动化，因此不再有知识，而变成了熵系统。

2.熵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过程。生物学所说的生物组织也会产生熵，薛定谔将熵定义为生命与之斗争的对象，也就是无组织化，它摧毁了生命的多样性。但生物组织的秩序要快于熵的增加，如果说熵是一种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过程，那么有机体的能力就是保持一种“基于秩序上的秩序”，这种能力就是“否定性的熵”（negative entropy）。斯蒂格勒所说的“负熵”（negentropy）就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3.信息中的熵，也就是对信息价值、能力以及潜力的破坏。在近期出版的《技术与时间4：后真相时代心智的能力和功能》中详细讨论了这一点，香农（Shannon）将信息量类比于熵，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布里渊（Brillouin）则试图分别从初期的控制论和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思考信息和熵之间的关系，而斯蒂格勒明确这种类比意味着熵的热力学理论的概率形式主义（probabilistic formalism）类比于信息的概率计算。[8]

4.熵是一种摧毁生物圈的人类活动。这是斯蒂格勒自己给出的定义，他甚至把“entropy”改为“anthropy”，可译为“人类熵”。但其核心依然是技术问题。技术是熵的加速，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燃烧和能量耗散的过程，而且也消解了作为差异而滋长起来的生命，甚至导致所有生命的毁灭，它是以星球规模运行的高速毁灭过程。这正是斯蒂格勒所说的人类世的特征。

不过，斯蒂格勒真正关切的问题是人类世也在摧毁人的独异性(singularity)。独异性是一个与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有关的概念，如果我被剥夺了独异性，我便不再爱自己，导致个体化的丧失。[9]他说：“……工业标准化似乎正在使当代人类世走向毁灭生命的可能性，摧毁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精神个体化和集体个体化的独异性。”[10]这里涉及了“前摄”（protention）的问题。斯蒂格勒曾在《技术与时间》第3卷详细探讨过前摄，前摄就是期待的意思，时间客体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持留，还包括前摄。比如我在第二次聆听一首曲子时，第一次聆听留下的记忆形成了期待，两次聆听必然是不一样的，因为期待形成了选择和剪辑：“从某种意义上看，任何形式的记忆总是某种对镜头的选择和蒙太奇使其前后相连，形成蒙太奇效果。”[11]当代人类世中的重大器官学问题是前摄问题，所有的心智活动都受到前摄的支配。在人类世当前阶段，导致资本产生了一种否定性前摄，破坏了每一种经济，这种否定性前摄是虚无的前摄，是尼采预示过的虚无主义的完成。

人类世时代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计算凌驾于所有其他决策标准之上，算法和机械生成（becoming）具体化和物化为逻辑自动化和自动论，从而导致虚无主义的出现，因为计算社会成为一个自动化和远程控制的社会。[12]

资本主义的工业标准化控制了我们的前摄，造成了熵的加速，技术个体化清洗了精神和集体个体化，使之服从于一种自我毁灭的经济，因为它破坏了这些社会环境，没有这种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就反过来破坏了生物圈。这样，斯蒂格勒对人类世的理解与一般的人类世观点区分了开来，他认为人类世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能量消耗，而是“废人化”，即知识的丧失，而废人化正是技术造成的。消费者的废人化、去除象征化，使所有的独异性服从于可计算性。可计算性使世界变成尼采所说的沙漠。

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面对人类世，我们必须要像尼采那样做一番价值重估工作，即要让一切价值通过“负熵”而得到重估。具体地说，就是翻转工业资本主义的计算式生成，使计算为负熵的生产服务。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良药，这就是技术的药理学特征。技术既是熵的加速，但也是负熵的增强。熵和负熵这对概念最初是用组织性和无组织性来诠释，后来在薛定谔的影响之下，人们用有序性和无序性来诠释，但斯蒂格勒认为器官才是负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3]斯蒂格勒提出了“普遍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的概念，它是一种将身体器官、人造器官和社会器官结合在一起的理论。[14]这三种器官形式之间的关系是转导性的（transductive），[15]产生于体外化过程。“体外化”(exosomatization)在斯蒂格勒最新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构成了普遍器官学的视域。体外化是一种器官生成的形式，产生了非生命的却对有机体的存活至关重要的器官，有机体配备的器官不仅是体内的（即有机的），也是体外的（即器官学的）。[16]体外化过程无法简单地按照生物学来解释，它描述了三种器官形式之间的关系。[17]生命体在物质形式上是不完善的，不断生产新的人工器官，即体外器官，这是它生存的条件，体外器官不断取代体内器官的阈限而寻求进化。斯蒂格勒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社会组织也纳入到器官学中，即社会器官，体外有机体意味着不只是体外化的生物学进化过程，而且也在人类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语境中重新解释了这个过程。它要求社会组织保证体外有机体之间的器官交换。但是器官越是完善，它们产生的副作用也越大，体外器官生成就越是超越了社会组织，最终解体了社会组织。

在斯蒂格勒看来，体外化产生了药理学境况，它同时拯救和威胁着心智生命。一方面，体外化过程是熵增，超人类主义是体外化的一个新阶段，它是人类世要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想使市场成为外在化的唯一标准，它是新的市场营销。[18]但另一方面，体外化又包含着积极的一面，技术导致大脑有机物的器官重组，这反过来又在器官上改变了身体器官的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即一种新的负熵形式。为此，就像斯蒂格勒要将entropy（熵）改为anthropy（人类熵），与之相对应，他把原本指物的生长过程的negentropy(负熵)改为neganthropy(负人类熵)，目的是要说明人类体外器官化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