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陆洁晶

电影是为思想而生的。

——让-吕克·戈达尔

戈达尔自少年时期至2022年的静态视觉作品，首次在位于葡萄牙波尔图的塞拉维斯基金中心（Fundação de Serralves）展出（至2025年6月15日结束）。平时在戈达尔的影片里常见的绘画、照相与手写字句，此次以油画、素描、拼贴、影片构思笔记、手机数码照相等不同形式展出，呈现了戈达尔影像语言实践与形成的过程。

塞拉维斯基金中心 - 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电影之家。（图片来源：Fernando Guerra |FG+SG)

作为葡萄牙北部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塞拉维斯基金中心涵盖了当代艺术展馆，十八公顷的绿地公园，由上世纪三十年代葡萄牙装饰艺术风格代表性建筑塞拉维斯别墅改建而成的侧翼展馆，以及为纪念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Manoel de Oliveira, 1908-2015）——这位出生于波尔图并在世界电影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葡萄牙导演，于2019年落成的奥利维拉电影之家（Casa do Cinema Manoel de Oliveira）。自落成以来，电影之家举办过多次影像艺术家的主题展，其中包括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 1928-2019），非裔美国艺术家阿瑟·贾法（Arthur Jafa），德国导演及作家亚历山大·克卢格（Alexander Kluge），以及法国情侣导演尚-马利·史特劳伯（Jean-Marie Straub, 1933-2022）和丹尼尔勒‧瑜叶（Danièle Huillet, 1936-2006）等。1993年，戈达尔的《悲哀于我》（Hélas pour moi, 1992）与奥利维拉的《亚伯拉罕山谷》（Vale Abraão, 1993）同期在法国上映，戈达尔提出希望与这位葡萄牙导演见面，就两人的影片进行一场对话。当年9月初，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周末特刊头版刊出两位导演对谈报道的标题 。这一与当时国际时事并列刊登的关于电影的对谈，今天读来有着令人惊诧的历史回声。

1993年9月4日与5日，法国《解放》日报周末特刊头版上戈达尔与奥利维拉对谈的报道。同一版面还有关于巴以冲突在当年中东和平进程中的谈判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对核武器及黑海舰队的主权上的双边协商的报道。

在戈达尔基金会（Fondation Jean-Luc Godard）的倡议下，本次展览由Ô contraire小组策划，小组由戈达尔晚年最紧密的四位合作者组成：自2002年便开始与戈达尔合作的瑞士摄影师及导演法布里斯·阿拉尼奥（Fabrice Aragno），合作影片主要包括《我们的音乐》（Notre musique, 2003）, 《社会主义电影》（Film Socialisme, 2008），《向语言道别》（Adieu au langage, 2012），《影像之书》（Le livre d'image, 2018）等，阿拉尼奥亦是戈达尔晚年的私人助手；法国剧作家及制片人让-保罗·巴塔吉亚（Jean-Paul Battaggia），戈达尔晚年多部影片的制作人；法国电影史学家，先锋电影专研及策展人妮可尔·布雷內兹（Nicole Brenez），作为戈达尔影像研究的重要学者，布雷內兹与戈达尔在其晚年的创作中有着频繁的交流合作。她的著作《关于电影及其他电影影像艺术的政治书写，第二卷：让-吕克·戈达尔》（Écrtis politiques sur le cinéma et autres arts filmiques, tome 2 : Jean-Luc Godard, 2023） ，更是目前学术界研究戈达尔影像的参考文本之一 ；法国电影导演保罗·格里瓦斯（Paul Grivas，亦是戈达尔的外甥），其影片《灾难电影》（Film catastrophe, 2018）对戈达尔的《社会主义电影》 致以了影像重温的思考性敬意。

展览以“记录当下” （Tenant compte des temps actuels）为题，这一短语引自戈达尔的短片《永不存在的影片之预告片：“可笑的战争”》（Film annonce du film qui n'existera jamais : ‘Drôles de Guerres’, 2022）中的语句：“不再相信那些数不尽的用二十六个字母构成的指令性语言。重回过去的拍片场地, 但用它们讲当下时局的故事，由此，让二十六个字母重回其作为语言本身万千变幻与隐喻的自由可能性中。”  “Tenir compte/Tenir conte”，是戈达尔喜好且擅长的同音文字游戏。“记录”/“讲出故事”之双义重叠，亦是戈达尔的影像叙事在虚构与真实，想象与描述，形式创新与现实关注之间，在对影像创作如何面对现实世界的实践中所秉持的探求。

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 1930-2022），二十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法国电影学者、评论人及法国新浪潮电影专家安托万·德·巴克（Anotine de Baecque），《戈达尔：传记最终版》（Godard: Biographie définitive, 2023）的作者，在戈达尔离世不久后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说：“戈达尔的名字意味着电影。” 自《筋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e, 1959）开始，戈达尔便定义了他在电影世界的位置 : 电影影像形式永远的革新者。2004年，在与黎巴嫩导演噶桑·萨尔哈勃（Ghassan Salhab）关于影片《我们的音乐》的对谈中，反思电影走过一个世纪后在对历史的表达上诸多缺憾的同时，戈达尔亦表述了他对电影影像选择的坚持：“因为电影是广阔的，它能无尽地拓展延伸。对我来说，电影是这个世界很好的隐喻，是这个世界如它存在本身的语言[1]。” 一生二百多部电影作品，对于电影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创作每一幅影像所能产生的美学、心理、社会、政治等作用，戈达尔不断在影像形式和其表达意义上实验出新。推着电影往前走的同时，也实现了电影艺术最大的抱负之一 ：由电影影像构成一种思想，电影成为表达思想的一种影像。

《电影的历史(复数)》，影片笔记局部，共50页，拼贴及手写笔记，影印本，29.7x 21cm。私人收藏，布鲁塞尔。

二十世纪末的影像史诗《电影的历史（复数）》（Histoire[s] de cinéma, 1988-1998），电影蒙太奇的里程碑，由回顾影像自身的历史，对应提问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于戈达尔而言，电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象征场域：思考，毁坏，行动，无处不在。其电影影像的表达宗旨，不在于对真实世界的摹仿，而是对其形而上的思辨。在戈达尔看来，电影面对历史，有它作为影像表达所应承担的责任。尽管电影是极权主义时代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之一，尽管在大众影像作品中缔造或根植了各种歧视与偏见，甚至对历史的歪曲，但也正因如此，更应认真地对待并思考影像。不断去发掘、激活、转变、幻化不同影像间的关系，让影像在创作中能抛出问题，擦出历史的希望之光。

戈达尔在创作中公开的政治立场（无论在他激进左派的六七十年代，还是自巴以冲突发生以来他在言行与创作中始终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表达），对商业电影的运作机制及追求观众市场的批评与不屑，对媒体的挑衅（各大电影节上戈达尔影片的新闻发布会常是众人翘首期盼的“事件”）和接受采访时的直言对话，让媒体对他更是紧追不舍。作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领头人物，戈达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其影片创作被冠以知识分子化之名，与普通观众似渐行渐远的同时，又作为知名导演们所敬仰的导演而备受推崇。进入二十一世纪，戈达尔的名字越发盖过了他的作品。生命最后二十年，如隐士般在其位于瑞士罗勒（Rolle）家中自建的工作室内完全自主地生产电影，在孤冷清高艺术家的光晕下，戈达尔亦被祭上了大师的神坛。

而无论作为戈达尔影像的热衷爱好者，或只看过几部影片、些许片段，抑或对其仅是有所耳闻，在本次展览导演画、写、剪、贴的手作中，都可以十分具象地看到他影像手工劳作的语言，看到戈达尔自青少年时期便开始的影像关联性实验，对影像和文字语言间辩证关系的思考，看到其电影语言这一结构性能量的发生现场与形成过程。在更深入了解他作品的无数思想源头，其创新与自由力量的同时，更能看到电影如何在戈达尔的日常思考中成为对社会和历史批判的杠杆。看到在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中，他如何冲破一些象征的界限，冲破由影像所约定俗成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