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睿洋
开场： 对这篇文章，涟漪式地看 斯老一五一十、一字一句，讲一个神秘的体验
当时犹豫考博，高老师令考博，对比斯老师的启蒙老师令斯老写信给德里达 7月考上，斯老8月去世，没机会了，研究计划-想用中文（？） 高老师在斯老去世一周年讲话： 所以，朋友们，我们不要回头，因为我们知道，斯蒂格勒始终与我们同行，带着他的智慧与希望，带着哲学修炼的光彩、思想与爱的光华。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他的问题、思想和关怀继续持存，不断生长；并以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去实现我们与他共同憧憬过的愿景，延续并守护他所构架的这场“无限的游戏”。
强调切身 准备了4个开头，但进教室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斯老《利奥塔与我们》： 以“以”字，本文开始。一个绝对的开端，有漏洞吗？ 如何“入”？ 本地性+缺失=偶然，待解
付诸行动-我们如何变成一个哲学家 我 们 是 我们 吗？ 一篇演讲，有24个转折，必要吗？转折：事理，理事
我生命中最内在和隐秘的经历 “在生命里那些最内在的、隐秘的经历之中，一个人是如何变为哲学家的？” 这是Marianne Alphant抛给我和其他与会者的问题。她这一问猛地把我（其他人也一定是这样）推入非常尴尬为难的境地。在回想反思时，我自言自语：事后来看（in its apres-coup），成为一个哲学家这件事，对我自己，的的确确是我生命中的秘密和最内在的，可以取这两个词最严格的含义了。 收到问题 哲学和召唤 我先问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家是使命的召唤吗？如果是，那我自己是这样吗？
从原初的、宗教的含义来看，天职/使命这个名称“是给那些‘感到被召唤’的人的”，Catherine Clement这样写到：“Vocare，即召唤，意味着这个个体，作为他本人，听见他的名字被呼唤，像这样领受下来的，才是使命”。
所以宗教式的召唤是针对个体的。它降临到个体身上：这个时刻，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个体化过程的时刻。 “在生命里那些最内在的、隐秘的经历之中，一个人是如何变为哲学家的？” 这是Marianne Alphant（玛丽安·阿尔法特）抛给我和其他与会者的问题。她这一问猛地把我（其他人也一定是这样）推入非常尴尬为难的境地。在回想反思时，我自言自语：事后来看（in its apres-coup），成为一个哲学家这件事，对我自己，的的确确是我生命中的秘密和最内在的，可以取这两个词最严格的含义了。
把使命召唤的宗教含义延伸到世俗追求、世俗职业的含意，它所指的就更是某种实际的天赋/才能，而不太是受召唤的事件了。所以人们会说，有音乐家的职业，有作家、艺术家的职业，意思是某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某种特殊的天赋——天赋是某种稀罕的东西。
而在哲学的职业里，假使真的有这种东西的话，似乎没有这一层特殊：没有谁特别地献身于哲学；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献身于哲学，哲学恰恰是所有人共有的天赋。哲学职业不是一种特别地规定了某某人的职业。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当我们真的形成了一个“我们”时，都以潜在的方式献身于哲学，这种潜在的献身不同于对其他类型的知识的献身。反过来说，虽然我们知道某些人有诗歌天赋、绘画或音乐天赋，但要说某人“有哲学的天赋”似乎更难。
如果真的有人更特别地“献身”于哲学，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把一种共有的潜能付诸行动了。这是我把这堂讲座称为《付诸行动》的首要原因（我要把它献给Gerard Granel，纪念他）。因为，只有在付诸行动这一点上，这种职业里让个体成为个体的东西才突显出来：把一种共有的才能付诸行动，里头有那种独特性，它让哲学家像僧侣一样，从根本上成为一个名字所赋予个体的那种独一无二。但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这也是听到一种召唤，那么它是从谁，或者从什么那里发出的呢？还有，如果它并非源于一种特殊的才能，那么，是什么际遇让这一召唤被实现、被“付诸行动”？ 什么是一个召唤 act out & passage to the act 斯老的自杀是个act out 吗？在什么意义上？ 南西说，每个人的死亡是他生的比部分，Bernard的死是他的作品 哲学的vocation是每个人的潜能，把这一潜能实现的榜样就是苏格拉底 斯老会如何解读《申辩篇》 哲学作为一种羁绊：一切哲学中关于人的生存/实存的层面，必须从我和我们的关系这一问题入手来分析，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心理的与集体的个体化。缺乏人的生存层面，哲学就会陷入学究式喋喋不休的清谈，就会失信于人
与其他世俗的行当相比，人们更倾向于用宗教意义上的天职来理解哲学，因为，作为一种使命的召唤，通过行动来做哲学，应该自始至终、在它的整个存在中、在实际上分毫不离地与哲学的“天职”相符，直至它的实存的“最内在和隐秘”的部分——甚至，它就是这种内在和隐秘。
其实，哲学在一个个体隐秘的核心处打下的烙印，已经被苏格拉底这位原-哲学家的生与死所证实——他的牺牲，毫无疑问，是那种彻底献身于思想的 实存/生存 的一部分。苏格拉底的实存中独一无二的东西，他的个体性，正是在那场落到他头上的审判之前，阿尼图斯( Anytus)所指责他的东西。
但是，哲学在一个个体的核心处打下的烙印，只有在与另一种个体性的命运紧紧相连时，而且成为这种联系/羁绊的典范时，它才是有意义的、才算数，而这另一种个体性所构成的东西就是城邦：这种联系，正是苏格拉底所证实的，他在审判中、从判决到处决的几个星期之中所树立的就是这种联系。我们在《申辩篇》、《克里同篇》和《裴多篇》里能清楚地看到。
苏格拉底这一哲学的个体性是一切哲学的实存的模范，它横绝古今。为了更深入地思考这种无与伦比的初创之影响力，我相信我们在今天需要求助于西蒙东的心理的与集体的个体化（psychic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这一概念。一切哲学中关于人的生存/实存的层面，必须从我和我们的关系这一问题入手来分析，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心理的与集体的个体化。缺乏人的生存层面，哲学就会陷入学究式喋喋不休的清谈，就会失信于人。 如何区分真哲学家和学究？读写实践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城邦的动物。意思是，除非我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否则就不算是人。这种社会性是一种变易（becoming）所具备的基本结构：群体以及在群体中的个人，永不停歇地寻找着自己的道路。这种寻找就构成了人类的时间。“我”的时间肯定不同于“我们”的时间，“我”的时间从“我们”的时间中产生，而“我们”的时间又靠各个“我”的时间来构成，“我们”的条件是“我”们。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化，把政治的动物的这两个时间性的层面最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个体化（Individuation）不是个体成形（individualization）。个体成形是个体化的结果，而个体化本身是一个过程。经过个体化过程，一般而言的多样性，也就是我所是的多样性，同时也是我们所是的多样性，会趋向于统一，由此趋向于个体（in-dividual）的不可分性（in-divisiblilty），也就是趋向于完全的自我契合。然而，“我”只能通过为群体（也就是“我们”）的个体化做贡献，也就是去增强它的凝聚力，才能让我自身个体化：这就是西蒙东的概念教给我们的、形式化出来的第一点。但第二点教导是，向着不-可分而去，只能是逼近：我趋向于不-可分，但我永远无法彻底达到。我趋向于成为我自己，成为不可分的，成为完全的统一，同一。但我永不停歇地与自己矛盾。这是因为，在我自己之中，在我个体化自己——在一个通过我而个体化的群体之中个体化我自己——的过程中，我会不断发现不同于我的我，我不断发现我自己是分裂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在改变、分裂自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体化过程由于自身的结构，是不可能完成的。 合一、得一问题，中西关于“一”的问题，西-悲剧式的“永远无法” “一”永远不能实现，那么“一”在哪里? 以缺失的方式具体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