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命题从形式的角度提出上帝概念。上帝存不存在取决于其观念是否隐含矛盾。但“上帝死了”这一语句却截然不同：它将上帝的存在与否建立在一个综合命题上，将上帝的观念与时间、演变、历史和人结合起来。它同时声称：上帝曾经存在并且他已经死亡并且他将复生，上帝变成了人并且人变成了上帝。“上帝死了“不是一个思辨命题，而是一个戏剧性命题，典型的戏剧性命题。倘若不进入死亡，上帝是不可能成为综合知识的对象的。存在还是非存在不再成为从上帝的观念衍生出来的绝对限定，但生与死成为符合于跟上帝的观念相结合的力量的相对限定。这一戏剧性命题是综合的，因此本质上是多元的，分类的，有差异的。谁死亡，谁置上帝于死地？“诸神死时，总是有种种不同的死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卷，“退职者”）。
①从否定的虚无主义角度看：犹太教和基督教意识时期。上帝的观念表达了虚无的意志，生命的贬抑，“如果人们将生命的重心从生命转向彼岸——转向虚无——那他们便剥夺了生命自身的重心”（《反基督》，43）。但贬抑，即对生命总体的憎恨，隐含了对特殊的反动生命的颂扬。他们是邪恶的，有罪的……而我们是善良的。这是原则，也是后果。犹太教的意识即怨恨意识（在以色列诸王的黄金时代之后）展现了这两种层面：在普遍的层面上是对生命的憎恨，在特殊层面上则是对生命的热爱——只要这生命是病态的、反动的。但要让这两个层面以前提和结论的形式，以原则和后果的形式相联系，要使爱成为恨的后果，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之掩盖起来。虚无的意志必须用一个来反对另一个，将爱视作恨的对立面，才能使自己更具有诱惑性。犹太人的上帝将自己的儿子处死才能使他独立于自身和犹太人民。这是上帝之死的第一种含义。甚至农神也没有这种巧妙的动机。犹太教的道德在儿子的身上将上帝处死；它编造出一个仁爱的上帝，他宁可因恨而受难也不愿在根中发现其前提和原则。犹太教道德令上帝在其儿子中独立于犹太人的原则。通过处死上帝，它找到一种方法，使其上帝得以成为“对所有人”都是普遍的、真正世界性的上帝。
因此基督教的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却变成世界性的——这一结论脱离了其前提。在十字架上，上帝不再以犹太人的面目出现。并且，在十字架上，旧的上帝死去，新的上帝诞生。他生为一个孤儿，以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父亲：爱的上帝，但这种爱仍旧是反动生命之爱。这是上帝之死的第二层含义：父亲死亡，儿子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上帝。这儿子只要求我们信仰他，爱他就像他爱我们，且我们必须变得反动以避免憎恨。取代令人畏惧的父亲的，是一个只要求我们有一点点信心，点点信仰的儿子。明显与其可憎的前提脱离之后，对反动生命之爱自身必须是有效的，且必须成为基督教的普遍意识。
上帝之死的第三层含义：圣徒保罗抓住这一死亡，赋予其解释，这一解释构成了基督教本身。福音业已开始，而圣徒保罗将之完善了，这是一次辉煌的窜改。首先，据说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恶而死的！据说那债主让出了他的亲生子，以自己的亲子偿还自己，那债务人的债是多么沉重。那父亲不再是为使自己的儿子独立，而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才将他杀死（圣徒保罗的解释的第一要索，《反基督》，42，49；《权力意志》，第1部分，390）。上帝出于爱而将亲子送上十字架；我们为回应这种爱而感到内疚，为这一死亡自觉有罪，并以自我谴责，以偿还利息的方式作为回报。通过上帝的爱，通过其子的牺牲，整个生命变得反动。——生命死亡，但以反动的方式复生。反动的生命就是幸存本身的内容，是复活的内容。只有反动的生命是上帝的选择，只有反动的生命在上帝面前，在虚无意志面前获得恩典。被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复活；这是圣徒保罗的另一处窜改，基督的复活和我们死后的生命，爱和反动生命联起手来。不再是父亲杀死儿子，也不再是儿子杀死父亲；是父亲在儿子中死去，而儿子在父亲中复活，为了我们，在我们面前。“事实上……救赎者的生命对圣徒保罗根本毫无用处一一他需要的是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其他一些附加的东西”：复活。——基督教的意识不仅藏匿着怨恨，而且改变了怨恨的方向：犹太教意识是怨根的意识，而基督教意识是内疚。基督教意识是颠倒了的、倒转了的犹太教意识：对生命的爱，不过却是对反动生命的爱，成为普遍原则；爱成为原则，无休无止的憎恨仅仅表现为爱的一种后果，用来反对任何抵抗这种爱的人的一种方式。战士耶稣，可憎的耶稣——但却是为了爱。
The Antichrist，Friedrich Nietzsche，
Publisher: GENERAL PRESS
②从反动的虚无主义的视角看：欧洲意识时期。至此，上帝之死意味着虚无的意志和反动的生命结合于上帝的观念之中。这些要素可以多种不同的比例相结合。然而，一旦反动生命成为本质的，基督教就会有一个奇怪的结果。它教导我们是我们将上帝置于死地。以这种方法它便创造了它自己的无神论，一种内疚和怨恨的无神论。反动生命取代了神圣意志，反动的人取代了上帝，人上帝取代了上帝-人——欧洲人。人杀死了上帝，但是哪一个人杀死了上帝？反动的人，“人类中最丑陋者”。神圣意志、虚无意志无法再容忍除反动生命之外的任何一种生命，而这种生命甚至无法再容忍上帝，无法再忍受上帝的怜悯。它从字面义来解释上帝的牺牲，它将上帝窒息于他的慈悲之中。它坐在棺材盖上，阻止上帝复活。不再有神圣意志与反动生命的联合，有的只是上帝为反动的人所取代。这是上帝之死的第四层含义：上帝在反动生命的爱中室息，上帝被他所深爱的忘恩负义者所窒息。
③从被动虚无主义的视角看：佛陀意识时期。如果考虑到始于福音而由圣徒保罗确定其形式的窜改，基督究竟还剩下什么？什么是其个人类型？基督之死有什么意义？被尼采称为福音中的“无法弥合的矛盾”应该引导我们。这些文本允许我们对真正的基督做出如下猜测：他带来的喜讯，压制罪的观念，毫无怨恨，毫无复仇精神，因此他拒斥一切战争，启示上帝之国在人间乃心灵之国，最主要的是，他将死亡作为对其教义的明证。我们很容易看出尼采的目的；基督与圣徒保罗的描述是对立的，真正的基督有类于佛陀，“一个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土地上的佛陀”。从他的环境考虑，他已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时代。他曾劝导反动生命宁静地去死、被动地消逝。当反动生命仍在与权力意志搏斗时，他便已向其展示了它的真正后果。当人们仍然处在犹豫是否要取代上帝的阶段时，他给予反动生命某种享乐主义，给予最后的人某种高贵性。当人们仍处在否定的虚无主义阶段，而同时反动的虚无主义才刚刚开始时，他给予被动的虚无主义某种高贵性。在内疚和怨恨之外，耶稣给反动的人上了一课：他教他去死。他是最温柔、最有趣的颓废者（《反基督》，31）。基督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基督徒，而是佛教徒；距离达赖喇嘛比距离教皇更近。他超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处境如此之远，他的死亡不得不被歪曲，整个的故事都被窜改，被迫倒退，用来为前面的阶段服务，为否定的或反动的虚无主义服务。“它经由保罗之手变成了异教的神秘学，它同整个国家组织搞默契——而且学会了发动战争，设立法庭，严刑拷问，对天诅咒，煽动仇恨”（《权力意志》，第1部分，390）：仇恨变成这最温柔的基督的工具。因为在此我们看到佛教和圣徒保罗的官方基督教之间的差别。佛教是被动虚无主义的宗教，“佛教是为一个文明的终结和倦怠而设的宗教：基督教却甚至不会找到这个文明，如果需要，它会建立一个文明”（《反基督》，22）。基督教与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征是用铁与火来达到一个目标，而不像在别处那样自然而然地达到：虚无主义的最终后果。被佛教当作已实现的目的、已获得的圆满的，基督教仅仅视为一种原动力。没有什么阻拦它达到这一目标，没有什么阻碍基督教的后果成为从整个保罗式神话中解脱出来的一种“实践”，没有什么阻止它重新发现基督的真正实践。“佛教在整个欧洲静静地发展”（《权力意志》，第3部分，87）。但为达到这一点，需要多少恨，多少战争？基督是把自己安放于这最终的目的的，他用翅膀的拍打达到这一点，这只在非佛教环境下的佛陀之鸟。反过来，基督教必须经历过所有虚无主义的阶段，等到漫长可怕的复仇手段告终，才能将这一目标变成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