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法国哲学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德勒兹专栏”，第100-127页**。作者王礼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批准号 16BZX064）阶段性成果。]

德勒兹的逻辑

如果我们跳出德勒兹思想的内里，把德勒兹放到所有哲学家的平面上，那么他和其他哲学家比较起来，他和这个世界，或者说他和哲学之间发生的一切，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或者说他操练哲学的姿态，他的哲学实践，拥有一种怎样的独特形象？和德勒兹生前长期保持通信的学者维拉尼在最近出版的《德勒兹的逻辑》里这样评价：“德勒兹的核心秘密，他的出发点，他的阿基米德点，就是艺术家的感觉，是‘创造活动’（l’acte de création）。这既不是将其看成一名艺术理论家，也不是将其看作一名探讨艺术的哲学家。与西方理性范式相对，德勒兹在践行一种艺术的范式。”

如果德勒兹的思想整体有某种一以贯之的“逻辑”，那这一逻辑，不再是某种惯常意义上的理性范式，而是“创造”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操练哲学的方式，是德勒兹哲学生命的独特样式——他生命的“逻各斯”。

德勒兹的秘密

德勒兹一生致力于探索世界中各种可能的逻辑。差异的逻辑，生成的逻辑，事件的逻辑，时间的逻辑、意义的逻辑、感觉的逻辑、形象的逻辑，甚至电影的逻辑……他在万物混沌中开辟内在性的平面世界，在这个平面世界中创造出无数“具体的”概念，在创造中去洞悉存在与生命的奥秘，探索世界差异的奥秘，去寻求“生命”的意义，时间的意义，一切意义的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他将自己看作一个“问题”，看作一个巨大的开放的X，亦看作他所讨论过的那种“征兆”（signe，符号）。循着这个问题和征兆，他将自己抛入混沌，抛入一个冷峻的、前人类的世界——一个先验的内在性的世界，然后在其中不断地去创造自己的答案。他是一个问题，他的生命和使命，就是去努力将“自己”解答出来；他是一个征兆，一个符号，他的生命和使命，就是去寻找这个征兆或符号所勾连着的陌生世界，去解码这个世界。这个符号，就像村野荒郊的一面隐隐约约飘扬的酒家旗帜，将他引入未知的密林深处。他探险，与猛兽相遇；他创造工具，创造自己的经验；他敞开经验，在不断与之相遇的陌生境遇中，去创造新的问题和新的答案。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游牧式的冒险，因为没完没了的偶然性和无法预知的天气，可能会令其不知所措，他可能会陷入迷惘、沮丧和恐惧，也可能会激动、兴奋、狂喜……这就是德勒兹的“事业”，他作为“哲学家”的事业，作为“艺术家”的事业。

当然，作为一名据说可以给人智慧和真理的“哲学家”，德勒兹可能无法像上帝、先知和柏拉图那样，给这个世界颁布新的永恒的真理，也无法像数学家那样将我们生命（生活）的意义精确到小数点后一百位。而且，德勒兹不是偶像，也不是拯救世界的超人和英雄，他只是一个思想的冒险者，一个甚至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的游牧者[德勒兹于1995年11月4日在巴黎家中跳窗自杀]。他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一个带着激情用他因肺病而导致的急促的呼吸声和沙哑率真的笑声浇灌学生的老人，他没有哲学家似乎洞悉了一切奥秘和真理而俯视众生的气派，也没有电视媒体上天天衣冠楚楚，穿着漂亮紧身衣的公众哲学家们那种指点江山、并为大众颁布生活和精神指南的光辉时髦的形象[德勒兹曾经多次批判那些他认为没有真正思想、但却热衷于在公共媒体上努力成为大众精神偶像的哲学家]。作为一名普通的教授，他只是在私底下淡淡地说，“讲课曾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是带着激情来进行的 ……”“讲课，这是一种颂唱，比起戏剧来，它更像是音乐……一次课，有点像一次摇滚音乐会。”[Gilles Deleuze，Pourparlers，1972-1990，Les Éditions de Minuit，Paris，1990，p.190]他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是一粒普通种子，然后他自己创造新的种子。他害怕媒体，躲避媒体，人们就会说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人，总是害怕自己的缺点被放大；他越是真诚地赞美自己的朋友，别人就越是觉得他在拍马屁……总之，德勒兹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喜欢独自在思想的王国里冒险的人，他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但他从来不认为这些卑微而朴实的生活是一种令人感到耻辱的生活。对于作为一个真正的生命哲学家的德勒兹来说，做人的耻辱，可能并不在于卑微地活着，而在于缺乏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缺乏创造的勇气，缺乏对人生的新的意义和可能性的追寻。意义是永无止境的，就像晶体性的时间，它可能只是凝固了的一瞬（连一瞬都不是），但它那种即将过去但又尚未到来的不确定状态，那种永恒的创造和差异化的意义，是它自身永恒的生命。它不是一种生物学的肉身性生命，而是一种无机的生命，一种共存，一种关系，一种开放性。人应该去追寻那种开放性，去投入生命的实践，并在实践中探寻自身生命和世界的“逻辑”。

什么是做人的耻辱？对生命的蔑视和践踏，是首当其冲的耻辱，比如纳粹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带来的“人人都有份”感觉，是最显而易见的做人的耻辱。除此之外，德勒兹还认为，“做人的耻辱，也可能在一些不值一提的情境中体验到：面对庸俗粗浅的思想，面对流行的电视节目，面对部长的讲话，面对‘乐天派’的高谈阔论。这就是哲学最为强大的动机之一，实际上，这使得哲学变成了一种政治哲学。”[Ibid.，p.233. 显然，德勒兹认为，极端的如大屠杀这样的耻辱和庸常琐碎的日常耻辱，都是“哲学的最强大的动机”，这种类似的耻辱，推动哲学去回答、去解决和创造新的可能的生命、生活和社会、政治等样式]何以避免做人的耻辱？或者进一步说，何以避免哲学家的耻辱？只要保持对生命本身的热爱，便会在其生命中遇见真正的问题，去解决问题，去创造答案，去探索边界，去深入未知世界，不断地创造“观念”，创造“概念”。哲学家必须创造新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不是僵死的抽象物，而恰恰是活生生的生成世界的创造性样式。我们去创造概念，便是在做哲学。生命不已，哲学不死。这也是为什么德勒兹经常嘲讽那些颁布哲学死了的“哲学家”的真正原因。哲学死了，那肯定是笑死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不但洞悉了哲学的奥秘，而且也洞悉了生命本身的奥秘，世界的奥秘，以及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奥秘。这个奥秘，归根结底是德勒兹本人的奥秘。也是福柯的奥秘。把哲学当作艺术品，像一个艺术家那样去成为一个哲学家，在根本上，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了一件艺术品。因为成为一个“哲学的”艺术家，他首先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他必须去冒险，他不一定在丛林里冒险，在这个机械化、媒体化、娱乐化或者数字化的世界里冒险，但他一定会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冒险。对生命的冒险而言，没有勇气就是一种耻辱。创造即冒险，它打破僵局、机制、约定俗成和权力的恐怖，带来生命的解放和新的生活样式。与耻辱相对，它是一种荣耀，它指引德勒兹奋不顾身地去创造[它甚至“创造”了德勒兹的死亡]，正是如此，让他在众多哲学家里面与众不同。

这也是维拉尼笔下“作为哲学艺术家”的德勒兹最真实的生命之秘密。

德勒兹的风格

如果说福柯致力于探索一种作为艺术品的人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致力于探讨如何去成为哲学界的艺术家，他们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默契。当然，将生命当作艺术品一般去塑造，和将哲学当作艺术品去创造，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不过他们内在的精神，都是生命主义的。德勒兹说，“人们写作总是为了给出生命，为了将生命从囚禁它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为了开辟逃逸线。”[Gilles Deleuze，Pourparlers，1972-1990，Les Éditions de Minuit，Paris，1990，p.192]德勒兹的人生，是一种写作的人生，他在写作中、在精神的游牧中给出生命。这种给出生命的活动，除了体现在我们上面对德勒兹生命（生活）风格的刻画上之外，还体现在他的思想风格上：德勒兹将哲学本身，当作是需要从中给出生命的王国。德勒兹将哲学定义为创造概念，而在这些概念之间，真正起作用的是概念之间形成相互的生命性联系，而不是固守古老的逻各斯传统和逻辑传统，用各种同一、因果、矛盾等等关系来一统江湖。将概念捆绑在逻各斯的抽象网络中，我们只可能得到抽象的知识，得到网眼巨大的渔网，大大小小的鱼儿，无一例外都可能漏网而过。[这是德勒兹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当然，这个比喻实际上来自于德勒兹的思想导师之一柏格森。柏格森是一个真正的被遗忘的大师，他对生命与创造的推崇，直接影响了德勒兹的整个思想气质]如果说哲学的结果只是为人奉上抽象和大而无当的概念系统，而不是活生生的经验和生命本身，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堆怪异的辞藻。当然，德勒兹和伽达里那里，到处都是怪异的辞藻：无器官的身体，根茎，生成-动物，生成-婴儿，生成-女人，平面，逃逸线，解域，间奏，幼虫主体，战争机器……但德勒兹的怪异的辞藻，恰恰不是为了让人远离他们的经验和生命，而是试图用真正具体的生动的概念，用注定有限的样式，去捕捉无限的生命和运动。因为概念不是别的，而是混沌的无限运动的特别样式，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它们的形象、可塑性和意义看似怪异，但只要我们的活生生的“精神”没有被过度理性和逻各斯的酷刑彻底摧毁，只要我们唤醒我们内在的生命力，唤醒我们创造的精神，唤醒我们的直觉，以及想象力，这些怪异而不合常理的术语，都是不难理解的。德勒兹自己在这方面饱受批评的时候，他甚至说，那些非专业的读者，反而更能理解他这些术语的含义，其原因不在于术语本身，而在于专业读者的大脑，往往是惨遭过度抽象逻辑与范畴格式化了的大脑。

那么，作为一个哲学家，如何才能在书写中释放出文本的生命来呢？这是一个贯穿德勒兹一生的问题。德勒兹认为，文本的生命，和我们人的生命一样，在于不断地去碰撞，去提出问题，去探索边界，冲破壁垒，去创造新的联系，新的结构，新的可能性。文本的风格，并不在于得意忘言。得意忘言的文本，是最没有风格的文本；遵循逻辑，顺应句法与语法的文本，也难以创造独特的风格。风格即人，不是说的一般的人，公共的人，模范的人，标准的人，而是独特的人，犀利的人，充满血肉和力量的人。真正的伟大作家的风格，也是他们生命力的体现。真正的生命力多半并不体现在重复写出优美的类型文本（八股文）的能力上，而体现在创造新颖文字和新颖表达方式的能力上，其关键点在于创造性地差异化（区别），而不在于精确性地重复（拷贝）。德勒兹惊叹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他从里面，看到了几何化的写作，看到了洪水，看到了火，看到了光。[参见德勒兹关于斯宾诺莎的这篇文章《斯宾诺莎和三种伦理学》，载 Gilles Deleuze，Critique et Clinique，Les Éditions de Minuit，Paris，1993，pp.172—187] 那才是真正的书写的风格，生命的风格。德勒兹的文本晦涩难懂，往往还夹杂各种新颖陌生的概念，但这并不是他在故意玩弄文字游戏。他是在创造风格，打破传统的表达逻辑，创造文字之间的新的联合与新的碰撞，它让文字激发出新的可能，新的意义。如同人的生命的冒险一样，这是文字的生命之冒险。德勒兹曾经在他最后一本专门探讨书写的著作《批判与临床诊断》的前揭，单独引用了普鲁斯特著名的《驳圣伯夫》一书里面的一句话：“漂亮的书都是用一种外语写成的（les beaux livres sont écrits dans une sorte de langue étrangère）”[Gilles Deleuze，Critique et Clinique，Les Éditions de Minuit，Paris，1993，p.7]。并且在随后的前言里，他开篇便说，“书写的问题：正如普鲁斯特说的，作家在语言中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一种类似于某种外语的语言。他刷新了语法和句法的力量。他将语言带离了它的传统疆域，他让语言发疯（il la fait délirer）。”[Ibid.，p.9. 这里的黑体是德勒兹的强调] “事实上，当另一种语言在语言中被创造时，整个语言本身趋向于一种‘反句法’、‘反语法’的界限，或者说，整个语言本身在同它的外部进行交流。”德勒兹让文字书写冒险的后果，就是“让语言发疯”，或者他经常说的，让文字口吃，结结巴巴，不连贯。当人们在批判德勒兹不好好说话的时候，也许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德勒兹对书写活动本身所寄予的厚望。他在雕塑由文字构成的艺术品，他是语言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美文学家。就像马拉美永恒的《骰子一掷……》，充满奥秘与谜题的文字，跳跃的文意，诡异的文字排列和故意的留白，神秘的文字数目……这首诗的魅力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减损，恰恰相反，这些看起来“发疯”的语言，正是马拉美的风格之所在。发了疯的语言，在语法和句法的悬崖边摇摇欲坠，它可能眼看就要犯错，但它仍然执着地要冲向自身的外部，它左冲右突，不断地击打边界，它不是为了反叛而反叛，不是为了怪异而怪异，它的所有疯狂，都是在制造“问题”，制造新的可能性，它在试图更新和挑战语言和书写固有的标准。它把语言逼入死角，它并不是想置其于死地，而是为其创造新的生机。它在旧的世界里扩大和开辟世界。它是书写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不是它的终结者。书写的这种冒险，是真正伟大作家的生命之冒险的镜像。这两种生命力，在镜子的两面相互映照和折射，相互交织，渗透，共鸣。它们一起形成某种思想的晶体，在透明的棱镜面的交错中，将语言的生命力无限折射。它是风格的结晶。风格本身。独特、迷离、璀璨、夺目。尼采、康德、斯宾诺莎、马拉美、卡夫卡、刘易斯·卡罗尔、梅尔维尔、海德格尔……他们便是永恒的榜样。没有某种创造，就没有风格。因此，德勒兹的风格论，为我们开启的，是一道长久以来备受非议的无门之门，当人们无力推开或者无法去推开的时候，他们对此要么故意视而不见，要么口诛笔伐。当我们看到诸多对德里达、利奥塔等后学晦涩人物的批判的时候，也许这些批判是有道理的，但也许我们更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德勒兹的观点。不过不幸的是，德勒兹本人也被卷入其中饱受非议[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看，他比德里达幸运多了，但其哲学风格和书写仍然受到了来自法国内部和国际上诸多人的严厉指责和嘲讽。]，这有点讽刺。在明晰和逻辑占主流的时代，这是一种真正的“不合时宜”。真正的思想，往往都是不合时宜的。

开—端

哲学的开端，应该是没有开端的开端；万物本原，应该是没有本原的本原；而真正的奠基，应该是没有奠基的奠基。我们并没有故意玩弄悖论，以便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哲学打扮得异常深沉并充满精神的荷尔蒙，从而激起层层的“爱欲”而迷惑单纯的爱智者[在柏拉图那里，爱欲（Eros）跟哲学本质相关]。天真的孩子总是会问无数的为什么；而只要他们继续顺着某个答案问为什么，那么就会成为大人们的噩梦。“为什么……？”，这已经是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真正的“相遇”：“无知”不是儿童的缺陷，而是他们的“外部”，他们在大人们对其无言以答或者不得不撒谎以摆脱自身的真正无知的地方，便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创造。每一个孩子，应该都是一个哲学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孩子。遇见问题，创造答案，孩子们都是早熟的哲学家。但我们一旦成为一个成熟而理智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恰恰不再问为什么，更不喜欢创造。我们更喜欢常识，我们往往开口便是“人人都知道……”，这背后的事实可能是，其实大家并不都知道。孩子们很可能会去为彩虹创造一个答案，而我们更精明地去找把科学家抬出来，然后到此为止。因为我们自认为找到了真正的“开端”，找到了基础、原理：我们拥有了真理，我们焦虑的情绪被永恒的真理安抚，精神深处的深渊被弥合，我们的存在（灵魂）得以安顿。哲学一直在寻求它的开端，它就像那些孤儿院里多愁善感的孤儿，长期以来，他们都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起源”。起源是一种错误的乡愁。也许孤儿可以最终找到他们的父母，但哲学却没有“开端”。哲学一直试图寻找它的开端，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无疑，开端问题在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开端意味着取消一切前设（tous les présupposés）”[Gilles Deleuze，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Paris: PUF，1968，p.169]。取消一切前设实际上是一种还原，即寻根问底，回溯到一个不再需要基础的基础。“哲学总是不厌其烦地致力于开端问题，它不停地寻求那个最终本原（le bon principe）：理念、原因、我思、充足理由原则……”[François Zourabichvili，Deleuze. Une philosophie de l’événement（avec une introduction inédite），in La philosophie de Deleuze，Paris，Quadrige/PUF，2004，p.21]。但我们却发现，一个一个的“开端”，第一推动者，从上帝到我思，再到科学上的“真理”，都没有逃脱“偶然”。一切都是偶然的，只有偶然是必然的。唯一真神上帝是偶然的，因为连我们长达五千年文化的中华文明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上帝，而在阿兹特克人那里，他们的上帝并不是三位一体，而是有很多；笛卡尔和康德的我思是偶然的，因为德勒兹揭示出，康德的我，不过是“分裂了的我”，“幼虫状态的主体”，更不要说精神分析里，那些分裂的主体，分裂的分裂，以及无意识的暴政；科学真理也是偶然的，因为它不过是一种新的宗教的新神而已，它往往追求和神一样的唯一性，甚至它都不愿意像上帝一样有神奇的三个位格：想想对量子力学长达一个世纪的非难。

什么是真正的“开端”呢？“开—端”，无端。无“端”，因为只有开放。开放是蹈虚的，它是儿童们脑子里的那个“问号”，但永远不是一个句号，一个休止号。无“端”可开，只有无限的生成，运动，衍变。一切开端，无论什么形式，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脑补，是人类理智倾向的自我治疗。否则，在赫拉克利特之流面前，在逝者如斯的桥上，在死亡可能随时都会将带走一切的恐惧面前，我们可能会陷入疯狂甚至毁灭。我们天生惧怕生成与变衍，我们本能地自救，将自己扎根于永恒不变的东西上。就像海德格尔那里天生向死而在的此在，用沉沦来淹没自己，麻痹自己，用“人人都知道”的流俗真理，常识，来遮蔽一切。“自欺”是成年人的本能，而不是儿童的天真。儿童并不自欺，他们是单纯、美好而无辜的。成年人耽于抽象的真理，理智告诉他，这里没有绝对，但他宣布说，“我相信……”，就像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有不少人会很坦然地告诉你：“我是一个科学家，但我相信上帝。”他们有趣的悖论之处在于，他们对科学真理言之凿凿，但又相信，上帝可以动一动手指，这些真理就会是别的任何可能的样子。他们是抽象的真理主义者，但同时消解了真理，就像谎话悖论一样。德勒兹深谙所有这些传统，他宁愿回归儿童，去创造并不普世的“经验”，去游戏，也不愿意颁布永恒的真理。

德勒兹说：“如果说今天的思想界出了问题，这是因为，在现代主义的名下，人们又回到了抽象，人们重提各种起源问题，尽是如此……”[Gilles Deleuze，_Pourparlers, 1972-1990，_Les Éditions de Minuit，Paris，1990，p.165]。实际上，真正的思想应该“既不再是出发，也不再是到达。真正的问题在于：‘中间’发生了什么？”[同上，p.165] 已经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差异的世界，差异的存在者，万物萌动，无数的流，无数的线，交错碰撞，叠加，涌动，犹如大海的波涛。所以德勒兹抛弃了起源，他更愿意像个儿童一样去享受，去游戏，去创造，去和蚂蚁、蜜蜂、花花草草等一切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建立起友爱关系，相互“驯服”，他们被大人们称作“傻孩子”，但他们一点也不傻，他们进入了世界的秘密之中，他们到达了“中间”，而大人们却在世界的外面。大人把世界简化成习惯、规则、常识、真理……然后成为这些抽象观念的信徒（囚徒）。他们不再思考，不再进入世界的“中间”，却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中间发生了什么”。而思想的事业，就像今天新兴的各种体育项目一样，是一种“进入”：顺着气流滑翔，进入一道波冲浪，开枪击落旋转的飞碟。

然而，遗憾的是，“自从进入到一个贫乏的时代，哲学就龟缩到‘关于什么’的思考中去了。如果它自己什么都不能创造，那它除了只能对某物进行思考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于是哲学对永恒、对历史进行了思考，由此它自己却再也无法让自己运动起来了”[同上，p.166]。德勒兹认为今天的哲学，实际上又重新充当了对永恒价值的捍卫者角色[比如德勒兹认为，这种捍卫在今天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人权观念。“在今天，是人权充当了永恒价值的角色”。（同上，p.166）德勒兹认为，人人都知道人权是非常抽象的，而且这些所谓的人权，所捍卫的东西可能仅仅只是一些幻觉，是出自某些利益集团的阴暗动机，比如二十世纪提出人权观念，主要是为“西方”对抗苏联服务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今天的哲学家乐于成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思想的艺术家；他宁愿充当普世价值忠实的“看门狗”[参考 Paul Nizan 的著名代表作《看门狗》]，而不愿意像孩子们一样“超善恶”。

从差异开始，像冲浪运动一样进入“中间”，然后循着波浪的轨迹前行。哲学的快感，像运动的快乐一样是制造出来的，是玩出来的，而不是守着一堆貌似真理的“偶然”，满足于“真理”的富足和占有它的快感——那不过是守财奴一样的“贪婪”在起作用。真正的开端是一种介入，一种进入，一种“纳入轨道”。而生成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和生成，它的“起源”就是它自身的差异化。一切都在差异化，所以它奠基于自身，以及自身的差异化运动本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