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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克·德里达 译｜徐傲群

注：本文是德里达《档案热》一书的“题铭”一章，在我看来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我自作主张（也可以说是偷工减料）地略去了一部分，所保留的主干部分论述相对集中，主要讨论的是档案的死亡驱力与技术结构。（最近好累，偷懒从英译本译了过来，但加粗的关键段落仍然参照法语原文进行了校对。）

根据一则行之有效的惯例，“题铭”（exergue）与“引用”（citation）进行游戏。[1]在开始之前引用，就是通过数个词语的共振来确定基调，而这些词语的意义或形式理应为舞台作好铺垫。换言之，题铭就是从省略号中获取资本（capitalize on）。提前积累资本，准备档案的剩余价值。题铭的作用是预先储备和预先归档（prearchive）一本词典，而这本词典自此就理应用来制定法律和下达命令/给予秩序（give the order），即使这意味着仅仅满足于给疑难（也就是主题）命名。这样一来，题铭就同时具有了体制性与保护性的功能：一种强权（Gewalt）的暴力，正如本雅明在《暴力批判》中所说，这种暴力既假定了法律为实，又保护了法律。这里的问题，从题铭开始，是档案本身的暴力，是作为档案的暴力，是作为档案暴力的暴力。

因此，它是档案馆的第一个形象，因为每一个档案馆（我们将从中引申出一些推论）既是体制性的（institutrice），又是保护性的（conservatrice）。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经济/家政式（eco-nomique）的档案馆具有双重意义：它保存、储备、拯救，但是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即制定法律（nomos）或命令人们尊重法律。方才我们称之为“法理学式的”。它具有法律的权力，一种作为家宅（oikos）的法律的权力，一种作为场所、住所、家庭、血统或体制之家宅的法律的权力。弗洛伊德的家宅在成为博物馆后，就拥有了所有这些经济/家政的权力。

[……]

第一个题铭与排字印刷（typographical）关系更大。在这里，档案似乎与其概念更加相符。因为它乃是被委托给外部，被委托给外部的基底，而非像割礼契约的标志那样，被委托给完全存在于所谓身体本身上面的亲密标记。但外部始于何处？这是一个档案的问题。毫无疑问，别无其他。

在《文明及其不满》第六章的开头，弗洛伊德假装自己正在忧心忡忡：他，难道不是在投资无用的开支吗？难道不是正在调动一台笨重的归档机器（印刷机、印刷过程、墨水、纸张），来记录一些最终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的东西吗？他准备付梓的东西，难道不是微不足道、随处可见的吗？在这里，弗洛伊德的语汇的确强调了某种“印刷”的归档技术，但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掩饰错误的经济计算。弗洛伊德托付给我们的还有“印象”（Empfindung），在也许无用的档案身上到头来无所回报的过度投资所激发的感觉：

在以前的著述中，我从来没有过现在这么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所描述的都是些众所周知的东西，为了说明那些事实上不言而喻的东西，我在浪费纸张和笔墨，总有一天还会耗费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劳动和材料。[2]

总之，这白白耗费了大量纸墨，这整整一大卷铅字印刷的书，结果却不过是些与叙述人人皆知的故事全然不相称的物质基底。但是，这种修辞的运动所指向的却是别处。因为弗洛伊德在完美未来的回溯逻辑中得出了另一个推论：他必须发明一个能使投资获利的原创命题。换言之，他必须在精神分析中发现新的东西：在他自己的理论体制中有所突变或突破。他不仅要宣布一些消息，还要将其归档，也就是将其公之于众：

因为这个缘故，我很高兴能见到下面情况的发生，即如果承认有一种特殊的、独立的进攻性本能，这就意味着关于本能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发生了改变。[3]

这一段的修辞和逻辑非常狡猾。更过分的是，它们还装出一副毫无戒备的天真模样。弗洛伊德起初似乎是在表演一种彬彬有礼的“博取好感”（captatio benevolentiae），有点像在这里我所欠你们的那样：到头来，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为什么要用这些老掉牙的故事来耽误你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为什么要归档？为什么要投资于纸张、墨水和文字？为什么要调动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多的劳作、这么多的排字构图？这值得印刷吗？这些故事不是随处可见吗？

如果说这不失为一种反常现象的话，那么这种博取好感本身就是一种无用的耗费，是一种“修辞问题”的虚构。紧接着，弗洛伊德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这种归档不会如此徒劳无益，也不会是一种纯粹的丧失，因为这会导致他实际上早已知道他会导致其出现的东西出现，因此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假设，一个供人讨论的假设，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论题，即一种根本变态的可能性，实则是一种邪恶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一种侵略或毁灭的驱力：因而是一种丧失的驱力。这一章的其余部分，回顾了自十多年前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以来的一切——自那时起，在精神的经济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精神的非经济（aneconomy）中，在这种纯粹的丧失所支出的可诅咒的部分中，这种毁灭驱力就已经被引入了。在这里，弗洛伊德就文明及其不满得出了结论，同时又对自己作出了一番自传性的、理论性的、体制性的回顾。在这一回顾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了这种死亡驱力所引发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无处不在，既存在于外部，也存在于内部，既存在于精神分析圈子中，也存在于他自己身上：

我记得，当有关破坏性本能的观念首次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出现时，我自己采取了防卫的态度，也记得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这个观点。[4]

在此之前，他看似随口作过两则评论，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留意。首先，自从克服了这一阻力，他就再也不能有其他观念了。对弗洛伊德本人来说，毁灭驱力不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假设。即使这种猜测从未以固定论题的形式出现过，即使它从未被提出过，它也是命运之神阿南刻（Ananke）的另一个名字，即不可战胜的必然性。就好像弗洛伊德从此再也无法抵制这种驱力的不可还原性和起源的反常性，在这里他有时将其命名为死亡驱力，有时将其命名为侵略驱力，有时将其命名为毁灭驱力，就仿佛这三个词语在这里是同义词一样。其次，这种被称为“驱力”的东西是静默的。它运作着，但由于它总是在静默中运作，因此它从未留下它自己的任何档案。它提前删除了自己的档案，仿佛这才是最属于它自己的运动的动力。它致力于毁灭档案：以抹除为条件，同时也是为了抹除它“自己”（propres）的踪迹——因而不能真正被称为“自己”。甚至在将其档案在外部生产出来之前，它就已经吞噬了它。由此，这种驱力似乎不仅是无政府的（anarchique）、无执政者的（anarchonique）（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死亡驱力如何是起源性的，它都不像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那样是一个原则）：可以说，死亡驱力首先是无档案的（anarchivique），或者说是毁档的（archiviolithique）。它总是以默默地毁灭档案为己任。

允许例外。但什么是例外呢？

弗洛伊德说，即使它以内在欲望的形式出现，无政府（anarchie）的驱力也会躲避感知，当然，除了例外情况：也就是说，除非它伪装自身，除非它用某种情色的色彩渲染自身、装扮自身或涂抹自身。这种情色的印象会在皮肤上直接画出一副面具。换言之，毁档（archiviolithique）的驱力从未亲自出现过，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效果都没有过。它没有留下过任何纪念碑/遗迹（monument），没有留下过任何有关自身的文档（document）。作为遗产，它只留下了它的色情拟像，它在绘画中的化名，它的性爱偶像，它的诱惑面具：可爱的印象。这些印象或许就是所谓“美者之美”的起源。作为死亡的记忆。

但是，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种档案驱力没有在自己身后留下任何东西。根据弗洛伊德本人的惊人之语，死亡驱力也是一种侵略和毁灭的驱力，它不仅煽动遗忘、失忆（amnesia），湮灭作为记忆（mneme）或回忆（anamnesis）的记忆（memory），而且还命令从根本上消除（事实上是根除）那些永远不能归结为记忆（mneme）或回忆（anamnesis）的东西，亦即档案、委托、作为“技忆/失忆”（hypomnema）、记忆技术的增补物或代理者、辅助物或备忘录的文档装置或纪念装置。因为，如果档案这个词语或形象能够被固化而获得一种表意，那么它将永远不会是自发的、活生生的、作为内部经验的记忆或回忆。恰恰相反，档案发生在上述记忆在起源和结构上分崩离析的地方。

没有交付（consignation）的场所，没有重复的技术，没有某种外部性，就没有档案。没有外部，就没有档案。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希腊人将“记忆”（mneme）或“回忆”（anamnesis）与“技忆/失忆”（hypomnema）区分开来。档案是技忆/失忆的（hypomnésique）。[5]让我们顺便指出一个决定性的悖论，我们没有时间再讨论这个悖论，但毫无疑问，这个悖论决定了这些论述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没有不曾在一个外部场所得到交付的档案——它保证了记忆、重复、再现或印象重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必须记住，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重复本身、重复的逻辑、重复的强迫性，仍然与死亡驱力不可分离，因而也与毁灭不可分离。结果是：恰恰是在允许并决定归档的东西身上，我们将永远不会发现任何东西，除了暴露在毁灭之下的东西，实则以毁灭相要挟的东西。它们先验地将遗忘和毁档植入纪念碑/遗迹（monument）的核心（au cœur）之中。植入“凭记忆”（par cœur）本身之中。档案总是先验地同自身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