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读书笔记，主要就是捋了捋《技术与时间》的导论部分。斯蒂格勒这篇导论写的非常的好，属于可以拿来学习很多次的水平，且文章内容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篇导论看作为一个帮助理解海德格尔技术主题的导论。在这篇小文中，我参照了王庆节、瞿旭彤、王宏健等一些老师的研究，也引用了一些诸如让·格朗丹、希恩等外国学者来帮助我进行解释，为的是能够清晰地解释这篇导论中斯蒂格勒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联，当然，这篇小文肯定没有很好地完成上述目标，因此只能够拿来给大家多多批评。

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斯蒂格勒就介绍了古希腊时期以来的一个对于技术的经典看法，而这种看法并不是简单来自于思想本身，而是有其社会以及政治背景。

诸如修辞学等技术在当时是作为一种人们日常政治生活必备的工具性手段，这类工具性手段往往是由诡辩学者进行教授，而当时哲学家，其实也就是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相关学派会认为这种作为手段的修辞术作为技术与真正的知识并不相同，当然这类技术更谈不上是哲学。

所以在此时，技术是并不具备知识的价值的，或者说就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家们的看法，技术与知识是区分开来的。这时候斯蒂格勒还特别拿亚里士多德举例，说明技术物体与自然物体也不同，自然物体有自身的动力因与法则，而技术物体（被制造之物）并不自身具备动力因与法则。也就是说放在目的和方法的范畴来看，技术物体不具备动力因。随后斯蒂格勒又指出，通过拉马尔克的区分，技术是一种介于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的混杂物，它自身和在传统哲学中一样，没有其本体论地位。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传统哲学对技术的一个定位，第一，**技术和知识无关，技术低于知识。**第二，技术在四因说的规划中，其没有自身的动力，**其仅能够作为被人所使用的，用以完成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技术的手段因和目的因都外在于技术本身。**第三，所以技术只能作为人类的附庸，且它也并非是自然物，所以并不具备值得被专门关注或讨论的本体论地位。

而以上这种看法在今天也得到了改变，诸多思想家在后来关注到了技术的问题，其中包括鲍克斯、恩格斯等，吉尔、西蒙栋等明确建立了技术体系。“技术发展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地归入社会学、人类学、普通历史学或心理学，它最终要被独立地提出来。”（3）

而技术之所以被人重视，其原因之一也在于传统哲学对技术的规定其实并不准确，就比如我们上面所提及的，技术与知识相区分，且技术低于知识，而在技术的发展中，技术的发展让作为知识的科学不得不服从于技术本身的需求，**也就是知识开始依附于技术。**斯蒂格勒引用了胡塞尔，胡塞尔声称代数这门计算性技术将知识性的数学思维技术化，数学思维的技术化导致其“丧失原始的意思和视野，丧失作为原本的科学性之基础的原型目标，”（3-4）

这里斯蒂格勒已经开始接近了他的第一个之后会经常提起的主题，即“遗忘”，对知识原本目标的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以及技术规则所带来的一种意义，而技术化也就成了丧失记忆。**而记忆的丧失在胡塞尔那里导致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因此胡塞尔提倡要重新建立现代理性哲学。**而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同样提及了遗忘的主体，海德格尔认为遗忘存在以及存在之真理甚至对自己对存在的遗忘的浑然不觉是一种最大的遗忘，在海德格尔看来，重建理性哲学依旧是一种技术化视域下的行为，海德格尔则试图从更根本的原始的技术性来进行思考。

在这里，斯蒂格勒在海德格尔与柏拉图之间做了一个有趣的连接。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谈到了文字记载的记忆是对于原初记忆的玷污与遗忘，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对原初记忆的遗忘是存在的命运本身，这里提及了一个概念，为hypomnesic memory，hypomnesic这个词儿分开来看就是hypo和mnesic，根据词根的意思拼接而成就是次等（劣化）记忆，次等记忆指的是柏拉图那里所说的书写下来的记忆，也指胡塞尔那里取代原初知识的技术化所带来的新意义，也等于海德格尔那里的被遗忘状态本身，**而这种劣化在海德格尔看来其实就是存在的命运，真理从一开始就离不开遮蔽或退避（withdrawal）。**斯蒂格勒遵循了一个海德格尔转向说的看法，认为海德格尔通过两种方式讨论了真理之为退避，第一，从此在，也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分析的角度；第二，存在史学的角度，这部分则是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进行了相关的讨论，而由此，关于技术的沉思也必须从上述两方面来进行理解，而以上这两方面都离不开另一个关键的概念，即“时间”。

如何此在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西方思想历史中对待时间的态度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们对于技术的态度。下面我们将先从斯蒂格勒对此在的分析入手。

“此在具有四个特征：时间性、历史性、自我理解、实际性”（6）斯蒂格勒阐述了他对此在的四重规定。首先，此在是时间性的，它是一个“以过去为起点的超前中存在”，这不用多提，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基本内容。而斯蒂格勒在这里突出的是，此在的过去是“历史性”的，**而这个历史并非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作为孤立的主体的“我”的过去，而是我的先辈们的过去，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与已经在此的“我们”有一种本质的联系，这是斯蒂格勒认为历史的真正含义。**事实上他的这种解释也是符合海德格尔对于历史以及此在生存的规定的，海德格尔一方面在其20年的讲座中曾指出历史的6种含义，**分别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作为过去之事的历史、作为传统的历史、作为可以被今天借鉴的历史事件（以史为鉴意义上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史）、作为故事的历史（与自我世界相关）与作为发生的历史，**其中作为传统的历史也即是此在所处的共同体的历史，此在与传统，与此在的共同体处于密切的关联之中。此在的生存离不开前人的遗业，这一主题在所谓的转向后也并没有被放弃，像是朱利安杨就认为在《物》中所说的天地神人中的神，就意味着此在所处共同体的传统。

历史性也就意味着实际性，意味着历史已经在此，这也是此在之被抛的含义之一，此在已经被抛入一个既已在此的历史环境之中，因此，此在如果要理解自身，也无法离开这个已经在此的语境，这就是此在的诠释学处境。正如让·格朗丹所谈及的那样，海德格尔并没有想要如同狄尔泰等一样建立一门可以排除所有语境的绝对历史科学，而是清晰地认识到此在所处的历史语境本身，与它展开积极的对话。（伽达默尔也总结过类似的话，“哲学思想不可将我们此在的历史和历史性视为限制，而是必须将我们这最本己的生命驱动提升进思考当中”（Hans-Georg Gadamer, “Erinnerung an Heideggers Anfänge (1986),” in Hermeneutik im Rückblick (Tübingen: Mohr, 1999), 8, 3.这里感谢瞿旭彤老师的文章《从历史问题的角度看海德格尔对保罗书信的现象学解读》）而这种对话，也就是对自身的理解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的，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虽然被人议论与攻击，但我们仍要将其提出，即本己（Eigentlichkeit）与非本己（Uneigentlichkeit）状态。此在可以从一个庸常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自身，从人云亦云之中规定自身，也可以从自己所继承的历史中出发寻找一种真正的可能性（bt383-384都是这些内容，这里不多讲），不过大体也就是如斯蒂格勒所总结的那样。

“然而存在着两种超前的可能性：......此在就把自身所有的可能性下降为那些在‘共同存在’的公众性中被分担和共认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把自身的可能性下降成他人的可能性。或者此在就把自身的可能性作为一种不可公约的‘自我个体’来承诺，那么它就要面对自己的终结的超前而导致的本质性的孤独。”（7-8）

自己终结的超前意味着此在面向着希望，**死亡是此在生存最极端的一种可能性，而对此在而言，死亡永远又是不确定的，**而以“烦”（Sorege）为核心的此在的生存结构又会导致此在有可能拒斥自己所面对的本己意义可能性,这也就是沉沦（关于什么会导致沉沦，仍还有可以探讨的空间，德雷福斯就曾问过，沉沦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还是一种此在的主观选择，在这里我选择前一种），沉沦意味着在不确定性中寻找一个可靠的确定性，而达到确定性的必要中介就是用具，就这样，技术的话题被引入了进来，这也符合海德格尔对于用具的描述。海德格尔说：“在生存着的在世的存在之演历中，向来已有世界历史事物‘客观地’在此……因为实际此在沉沦着消散于所操劳之事，所以它首先从世界历史上来领会它的历史。”（527-528）世界历史事物指的就是诸如用具、技术之类的东西。

**海德格尔提及的世界历史事物就是用具，此在倾向通过自己身边的存在者，也就是用具来领会自身，用具是整个技术世界的关节点，此在就此通过技术获得了一种可以被称作为“非本己”意义上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其实也通过实际性表达了出来，正如我上面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那句话，世界历史事物早已经客观的在此了，此在总已经在实际中消散于自己所操劳之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谓的实际性可以说是非本己意义上的实际性，而此在通过继承过去之遗业的那种实际性则跟用具与技术无关。（注意，这里或许是海德格尔与斯蒂格勒的不同点，遗业在斯蒂格勒看来可能包含了用具与技术）

斯蒂格勒认为，在在通达了确定性，并且此在处于实际性之中以后，可计算性也就成了后续的应有之物。“实际性使确定非确定成为可能。它是一切计算的生存性的根本。实际性为计算的生存性起源烙下了技术的本质印记。”（8）

斯蒂格勒在这里做了一个理论上的衔接，可计算性在《存在与时间》中被提及的不多，但在《技术的追问》这篇名文之中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由此开始，斯蒂格勒也就转入到了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之后的有关技术的讨论之中了，而“问题不再从此在分析的生存论角度，二十被作为结构形而上学历史的一切可能性的构造性动力提出来”。

战后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考应该说是他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像是托马斯·希恩就认为“海氏战后关于科技的反思不是其哲学生涯的画蛇添足，不是其哲学向现代世界的妥协，也不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方面的独白。它实际上是海氏后期思想的顶峰，甚至为探究其前期思想敞开了窗口。”（171）很显然，斯蒂格勒也会抱有这样的想法，因此他尝试在自己的探讨中衔接海德格尔前后期关于技术的讨论。

而斯蒂格勒着重探讨的就是可计算性，可计算性是什么呢，可计算性意味着一种近代以来的人类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建立一种使主体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和占有者’的普遍有效的理性原则，而且在这个计划中，理性的本质就是计算。”（8）

在海德格尔著名的概念“座架”（Gestell）中，也就是技术的本质之中，一切对象（Gegenständ）都变成可以计算的了，计划的完成也意味着主体自身也成为了被计算的对象，这可以说是《技术的追问》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