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瑟斯通，《爱因斯坦的噩梦》（Einstein’s Nightmare: On Bernard Stiegler’s Techno-Dystopia）
马克·费瑟斯通的有趣文章《爱因斯坦的噩梦：关于贝尔纳尔·斯蒂格勒的技术敌托邦》是关于贝尔纳尔·斯蒂格勒所说的我们的过时之文化的徒劳无功的，其中一切都基于这份总体孤立之感，而后者则受制于我们经过中介（mediation）的自恋式的爱，而不是对彼此的爱。那是一盘拉康式的缺乏之文化汤中的技术式（Technological）欲望，而在这盘汤中，我们的科技式修补（techno-fix）必须不断为自身重新补充“还有一样东西”，否则就会陷入极度抑郁的冷漠。我们对这些科技小玩意的忠诚变成了某种吮拇指，一种泰迪熊情结，是它在抑制着肉体：我们的生活经过了科技全天候的中介，以至于我们再也不需要触碰彼此了，除非是通过我们的界面。然而，我们越是用这些科技上的奇迹，我们就变得越上瘾，以至于当它们破损了或者我们断连时，噩梦就随之而来：最终，我们意识到，我们成了那个科技回路装置（circuitry）的一部分，超级功能性的（hyper-functional）机器物种的一部分。他陈述说：“在本质上，这就是当麦克卢汉写到小玩意爱好者与对象的连接时的意思，正是这个对象麻醉了（narcotises）他，并允许他在技术机器面前逃脱被遗弃的焦虑。”
在即插即玩式人类的这个宇宙中，人们会想知道是不是这些小玩意在使用我们，而不是反过来那样。在欲望的机器式（machinic）经济中，我们只是比特玩家（bit players）吗？在这种经济中，是机器拥有着所有的乐趣，而我们只是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能量（energia）反馈环的生物权力（biopower）。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在对《黑客帝国》的一种电影式反转中的幽灵，把我们的红药丸不是偷塞给彼此，而是给我们读下一条推文时不可避免的哔哔的效果音（blip）上？自杀的自拍、图腾式锐舞（totem-raves）、向光的弹射（sling-shots into the light）——在童年和成年时期摇摇欲坠的旁道之间的青少年浪人。我们每个人都游荡在一种信息的虚空中，而这种虚空从一开始就没有意义，而且总只是超越了沟通而走向吸收的一场匿名运动：一部本来只有我们才写得出和造就的虚无主义廉价小说。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录像带谋杀》（Videodrome）把我们带回了家：一场神经病变式的（neuropathic）接力，走向了无（nothingness）这个远端。我们的眼配备上了最新的谷歌植入物，即一个军事性释经（exegesis）界面，将我们连接到我们最后的边疆这个视觉的球域上——未来的媒体景观，后者拆开又拼出了我们想象中的生活，并用无人称的资本之意志取代了自我。我们被想要的商品式愿景（vision）那欲望着的（desiring）外表钩住了，像宇宙的主人一样开心地坐在装着喷气背包的加速服里，却不知道这是去地狱的单程旅行，而不是技术式欲望的全球式天堂。
这是一篇关于斯蒂格勒的有趣文章，其中他告诉我们，爱因斯坦的噩梦在很大程度上是斯蒂格勒的噩梦，而技术敌托邦的理念就位于斯蒂格勒的远见（vision）的核心。费瑟斯通探索了斯蒂格勒对由庸常、贫乏和无意义所规约的一个无尽的现在的敌托邦式远见，而这就导向了目前大陆哲学思想中在弗拉科·贝拉尔迪（Fraco Berardi）这样的作家那里盛行的观念，即“将来是名副其实地不再有了，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经过而改变或改善都不再可能了”。这种观念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将我们所有人监禁在一个无效之球域内——一个“资本的内部世界”（斯洛特戴克 [Sloterdijk]），一块全球共同物既是监狱又是庇护所（asylum）的领域，而这一观念就位于这种技术敌托邦的核心。因此，费瑟斯通的论点是，斯蒂格勒凭借他关于我们在大众媒体中的沉浸这一技术敌托邦式远见，就是当代媒体时期的那位关键思想家——他的著作凸显了我们对动情的取消这一庸常，并为重建宝贵而可持续的对象打开了关键空间，而这些对象是可以重新赋予我们的黑暗世界以魅力，把我们从爱因斯坦的噩梦之恐怖中救出来的。 我一点也不确定有什么能从我们的陷阱中拯救自己的，我们似乎同时是被我们的那些资本主义式欲望和对我们那些小玩意的自我爱欲式迷恋所束缚的，而不愿醒来并意识到甚至有一场噩梦，但我们应该与其断连。我们在一个来回循环的（circular）科技仙境中被我们自己的古老驱动力所截取了，而这片仙境似乎是自我存续的，并完全在飞向一个死亡之宇宙。 但是，好吧，我又凭什么来打扰沉睡的人呢？
更多的笔记：
根据费瑟斯通的说法，斯蒂格勒受到海德格尔、德希达、乐华-古杭（Derrida, Leroi-Gorhan）等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柏拉图这样的人类意味着缺乏存在，正因为如此，人类就发明技术来发明自己。 “在这里，人类直到技术的发明前，都是无处可去的，而那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发明。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告诉我们，我们陷入了技术性的（technical）时间，而那也是一种死亡学（thanatology），一种向着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在那里，结束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成为（being）一个空白时刻，让我们只是不再存在了。”然而，费瑟斯通似乎认为斯蒂格勒对科技和技术也有一种乌托邦式和一种敌托邦式的看法，从中看到了“以对立于盲目的必要性、决定论以及单纯的重复的那些方式引导我们进入将来”的一个向前的-论点。 正如他所说，技术情结是基于确保安全和安保（safety and security）的：一个围绕“秩序、组织、合理化和人性化”而组织起来的世界。费瑟斯通说，我们被我们的技术所殖民了，损害了人类项目：“维希留（Virilio）所称的内殖民化（endo-colonisation），就是通过以福柯称之为生物政治式的和斯蒂格勒称之为心理政治式的（psychopolitical）控制为形式的技术权力，对人的殖民化”。斯蒂格勒跟随海德格尔（我认为还有法兰克福学派）而认为其背后的合理性（rationality）就是“工具理性（reason）”，而那是完全非人的，且盲目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可那就是在技术内部作为科技的本质的驱动力。
他似乎将海德格尔呈现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者，而海德格尔也确证了德勒兹等人经常批判的一种质形论的看法。“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类本身成为了以工具式合理性之名被锤炼出形状的自然或存在的“持存”（standing reserve）的一部分。”我们是被“锤炼”或模塑出来的这一观念，是德勒兹和福柯都着手处理的东西。德勒兹在他的“控制型社会”等文里就谈过。斯蒂格勒告诉我们，科技是死亡冲动以及技术中位于工具理性之核心处的破坏力，而由于这个观念，这就是敌托邦式连接在斯蒂格勒的远见中应处于的位置：
虚无主义的、没有将来的、没有真正目的、意义或希望的景观。在文章的下一节中，我将提出要转向他晚期的著作中，而在后者中，他在空白一代（the blank generation）的颓废（decadent）社会的方面解释了这个无望的情况——后现代的、新自由主义式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敌托邦。（费瑟斯通）
费瑟斯通确实提到了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Adorno and Horkheimer），而他们在其许多著作中解释说：“我们消费，原因是填补技术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虐待癖留下的缺乏，或者情感空白，正是这种制度异化、疏离和物化了（alienates, estranges , and objectifies）我们”。技术将我们困在一个纯粹虐待癖之世界中的这份感觉似乎是与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中电子游戏的军事化以及 MMO 等之中的其他暴力的实施（enactments）相关。我们目前在媒体理论领域的那么多游戏研究都凸显了这个方面。 我和侄子玩过几次 MMO，只是为了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会发现，是的，它会让人上瘾，有时几乎会让人愤怒。这些类型的游戏大多是与 Ventrilo 软件的 TeamSpeak 社区挂钩的，在那里，人们形成了满是年轻人、甚至是除了这个“别无生活可言”的失业的或受伤/有病的人的“语音社区”。 作为我自己进行中的工作的一部分，我在过去几年开始研究技术兼文化上的情结的这一部分。对于其中许多个体来说，这是他们通过发消息、语音和其他匿名通信系统所接收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人类接触。
有趣的是，正如费瑟斯通所讲述的那样，斯蒂格勒将呈现一个理论，在其中，我们以欲望为前提的经济已慢慢走向围绕内驱力（drives）而组织起来的一种经济形式：“在斯蒂格勒的说明中，内驱力的这种统治没有精神性或象征性的意义，却是资本主义之限度”。费瑟斯通告诉我们，斯蒂格勒通过跟踪我们“对限度的逐步克服”而开始了他的理论：首先，是通过我们的消费者资本主义；其次，科技、劳作被作为“按照对大脑的捕获而组织的劳作时间”的电视时间所管制。在这个意义上，他告诉我们，斯蒂格勒的理论是取决于一个信贷/债务社会的，在后者中，“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侵蚀了被延迟的满足感，并由此在信贷社会中破坏了欲望本身”，而信贷社会就是一种绝症资本主义。在这种绝症资本主义中，欲望被延迟和取消了：首先，“对满足感的延迟的这种取消支撑着对于对象本身的精神性和象征性价值的一般性破坏，而该价值经由只承认零和博弈的工具式合理性而抓住了”；其次，“在内驱力中，我们有着我们现在想要的东西，而内驱力中对欲望的破坏却在实效上（effectively）取消了超我的威信，可正是这一威信要求我们在某种成瘾性的死亡冲动的非社会（death drive asociety）的形成中去等待”。这个非社会也是维希留称之为的一场“纯粹的战争，一个幻灭、狗智主义（cynicism）和绝望的社会，一个被丢弃的、无望的、精神病的敌托邦”的世界。
他将追随拉康来告诉我们，社会性的精神病是“主人能指崩溃的结果，而这反过来又导向了象征秩序的崩溃，这种秩序则将我们置于由符号、符号和有意义的物件所中介的现实中”。齐泽克的许多书一遍遍地重复了这一点。费瑟斯通相对于斯蒂格勒的不重要的关键解读，还将增加一种更黑暗的解读，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致力于暴力、破坏以及最终的自杀的一种偏执狂式军事精神。不仅如此，这不是被导向或调动起来的（motivated）暴力，而不如说是由齐泽克、巴迪乌（Badiou）和斯洛特戴克在各自最近的作品中探索的那种盲目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