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物即有存在性”
“存在者是一个‘谁’（生存）或者是一个‘什么’（广义的在手存在）。”
人不仅存在，还是唯一能与自己的存在发生关系的存在者。
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的时间性的基本因素是已经在此。这个“过去”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却属于我的过去，没有这段过去，我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过去。这种继承、传播的结构就是实际性的基础，因为传统总会掩盖只有它才能传播的起源的意思。海德格尔所谓的“已经在此”的前提就是：以此在为标志的生命现象，把生物历史作为自身的发展，从中形成自己的个性。 生命的后生成层次并不随生物死亡而消失，相反，它自我保存、积淀，并遗留在余生和后代中，既像一份礼物，也像一笔债，或者说一种命运：不是几乎为生物决定论意义上的“编码”，而是包容了此在之未来的一切存在的一种数字。 这种后生成的积淀或对往事的记忆，就是人们说的过去，也就是我们在此使用的人的后种系发生概念的含义。
（昂西 科尔班将 Dasein 译为人之现实（realite humaine），而德里达认为这是“从许多方面看都怪异、糟糕”的翻译。）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们没有意识到 Dasein 与 Vorhandensein 的区别，因而将 Dasein 译为 être-la。......但《存在与时间》的 Dasein 并不关乎存在者的特定位置，而是指一种敞开（offenheit）......Dasein 更恰当的法语翻译是 être le la。”
海德格的法文译者古班把Dasein 译作 realite humaine。
上一节说，我们最好能用同一个中文词来翻译同一个外文词，不论翻译的是谁的哲学著作，不论这个作者强调的是这个词的哪重意义。因为既然他强调的是这个词的某种意义，我们若换个词来翻译，就抹煞了作者的苦心。不仅如此，如果这个词有个日常用法，我们就还须考虑日常用法，因为作者既然不肯生造一个词而从日常语汇里挑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们若生造个词来翻译，同样辜负作者。从这一点说，用“此在”来翻译Dasein比较妥当。
王庆节：
倘若我们从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中对Dasein之da的三重结构(现身情态，筹划领会，沉沦)的生存论分析出发来展开对Dasein的理解，就不难看出熊先生选用“亲在”翻译Dasein的一番苦心。首先“亲在”的“亲”当在“亲身”、“亲自”、“亲爱”、“亲情”的意义上使用，这与Befindlichkeit（情感状态上的现身在此）的意义相投。例如，当我们用中文说“亲身感受一下”，“亲自做一下”，无不是要打破理论或范畴层面上的局限，进入一种现时现地现身现事的情境。同时，这种“亲”的情境，并非西方传统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情感，而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下，一个不分主客，先于主客，乃至先于个体分离状态的亲情交融。《孟子》与《中庸》解仁为亲亲就有这层意思。其二，“亲”可在“新”的字义下使用，例如《大学》首句，程颐读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解为，“新者，萃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如此以“新”解“亲”，既合古铭训“苟日新、日日新”之意，也与海德格所解Dasein之da为永不止息地向其可能性之筹划的“能存在”相契。第三，《说文》解“亲”为“至”，并解“至”为“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这也正合海德格的da的第三重建构“沉沦”，而又很少海德格反对的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中极强的超验性含义。[7]
庆节君的理由大致都成立，但这些理由考虑的都是海德格怎样理解da。而我则对另一个方面考虑得更多。如果一个哲学家生造出一个词来，我们就只需考虑什么译名最适合传达这个哲学家的意思。但若他用的是传统术语，甚至就是日常用语，同时突出或挖掘出某种特别的意思，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个用语在别的哲学家那里乃至在日常交往中是怎样用的。只要海德格用的是旧名，那么无论他的理解多新，甚至多么更加正确，我们仍然该沿用旧名。在康德那里，在黑格尔那里，我认为同样可以把Dasein译作“此在”。但我们在那里也可以译作“亲在”吗？我们愿意把德国人时时在说的da译作“亲”吗？我们愿把Der Platz ist je das bestimmte“Dort”und“Da”des Hingehoerens eines Zeugs[8]这句话里的Da译作“亲”吗？海德格不是偶然谈到这个地点副词，他后面不远就谈到这个副词和“我”的联系[9]。所以，虽然我像有些朋友一样，也很喜欢“亲在”这个译法，但考虑到da在各种行文中的连续性，我认为还是把Dasein译作“此在”更严格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