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共同个体化与个体化不一样，那是一种个体化过程——例如在柏拉图对话录里，你会看到出场的苏格拉底、高尔吉亚不是站在个体化自己的位置上。尽管在柏拉图对话录中，对话的目标是达到某种同意，甚至是同意存在不同意见，如果你说，“我们不同意这点”，“我们同意这点”，而“我们不同意这点”，这就是某种不同意。这是一种不同意，却又同意存在不同意见。对社会化的信仰的一部分，就是约定一个“绅士”能够就一种不同意取得一种同意，而一个“野蛮人”则做不到，这对我们这里的论述很重要。 这种共同个体化过程，当它产生了某种汇聚和同意，就会转形了跨个体化。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讨论和一个议题，而在讨论期间你表达了多个立场，但是有某个时刻，你会有西蒙东所说的一种“亚稳定”（meta-stabilization）——某种同意能成为一条规则。例如，如果你是位几何学者或是位电影人，你会使某个东西处于亚稳定，而这个东西会变成欧几里得的风格，或者费里尼的风格、戈达尔的风格、 20 世纪德国电影中的表现主义风格，诸如此类。而这就变成了某种文化传承，例如在哲学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辩证法，或许是一种“必真律”（apodictic）（研究影响的哲学分支），继而将其传递到一种常规的“客观”教育的具体操作中。
“你爱谁？”“我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