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德勒兹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实践”到底是什么。在德勒兹看来，哲学实践是由好几个部分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的一致性来自于“思想”这一中心活动。 现在，德勒兹并不认为思想是由意志行为（will）推动的。思想只能通过与“符号”的“遭遇”而产生，正是这个“符号”迫使思想在进行活动。除此之外，为了首先能够接受这个“符号”作为符号而存在，你必须首先在符号的阅读中训练自己，你必须经历一个“习得期”。从这里开始，德勒兹的实践理论同时开启了一个属于“教育理论”的维度，从而为习得机制理论做了准备。因此，在阐述德勒兹的“问题”理论的过程中，《差异与重复》也同时去仔细地构建出了一套我们可以称之为德勒兹教育学思想的理论。
不可否认，德勒兹哲学所构思的实践既是相当现实的，又是相当诱人的。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看到这里其实仍旧有一个相当重大的盲点，不解决这个是很成问题的。首先我们还是继续说下去：在德勒兹人生阶段后期，他通过对电影进行细致的分析，展示了如何去将他这种“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愿景扩展到可以说是行为活动本身的领域。在这里德勒兹赞同的是柏格森的识别理论，认为正是失败了的“刻意识别”才能发掘潜能，催生新的东西；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第二类主体性”的面貌——一种他称之为“添加到物质中”的主体性，并且这不可还原为我们通常所谓的那种“主体性”，在德勒兹这里它被叫做“第一类主体性”。
一种将思维视为外在强制的哲学，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对实践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主体性的这一新解释被定义为一种“失败”所造成的后果。然而主动寻求失败注定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哲学家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踏上了一个危险的悬崖边——他在需要消除所有自发性和意志活动（毕竟他们最终只能是在现存各种贫乏的图式中打转）和同样迫切的不屈服于绝望后的冷漠之间徘徊不定。事实也是如此，德勒兹并没有将“失败”提升为一种孤立无援、毫无根据的希望的唯一目标，相反，他强调了通过教育进行种种准备的重要性，并以其特有的灵活理论为基础。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要在这里戛然而止这项研究、心满意足地休息下去，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感到不安。
毕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德勒兹自己也未能对他自己的这套哲学框架感到满意。再说了，这难道不是对德勒兹在完成了《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之后，会选择去开始与加塔利合作的最简单解释吗？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看到，这项合作工作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那些与合作研究相关的方式进行的。正如本书开始时指出的，德勒兹的作品往往没有与“德勒兹-加塔利”的作品去区分开来。可是，如果德勒兹真的尝试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创作方法去克服他思想中一些尚未澄清的难处，我们也一样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断定两者之间无差别的解释也确实是错误的。 本章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些文本所开辟的新领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德勒兹的理论“转折点”；更具体地说，德勒兹的这些“方法”、“原理”和“实践”，以何种方式去如我们在本章中所描绘的那样，被迫经历了种种本质性的变化。
根据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详尽的思想家传记《吉勒·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利：杂交的传记》可以知道，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69年6月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2011: 5/16)【2】 。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换过几次书信。就在前一年，德勒兹出版了《差异与重复》，同年早些时候又出版了《意义的逻辑》；一如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加塔利匆匆的翻阅了这些作品。当时，加塔利受雇于尚 乌希 (Jean Oury，1924–2014) 创立的拉博德精神分析诊所； 然而，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很快乐的时光，他的同事们对他完全无法遵守规则感到恼火，而加塔利自己也因难以为写作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而相当沮丧——毕竟他在诊所的工作负担太重了。这里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在两人相遇的背后，隐藏着当时在拉博德（La Borde）工作的医生尚-皮埃尔·穆亚尔 (Jean-Pierre Muyard) 的身影。 与德勒兹本人相识的穆亚尔努力将加塔利介绍给他这样一位当时正在逐步知名的哲学家——原因既有可能是出于对加塔利心理健康的关心，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加塔利的随心所欲烦不胜烦。 总之不管怎样，两人这次会面相当愉快。他们的对话超越了通常意义上那种最初相遇的场景：加塔利成了滔滔不绝的话语之泉，德勒兹则是鹰眼锐利的书记员，他记下了他听到的每一件事，整理了零碎的内容，找出了其中的难点，并将这些内容与哲学史之间建立起对话。如前所述，德勒兹刚刚连续出版了两部大部头的作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他的出版计划上都已经是翻越过了一个高峰。(就在一年前，德勒兹刚刚接受了一次大手术，摘除了一只肺，目前正在康复中；更糟的是，他当时近乎酗酒。说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某个高峰，那也不是什么空话)。这样，一些幸运而又巧合的偶然事件为他们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德勒兹和加塔利极不愿意详细说明他们的合作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这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猜测的空间，甚至可以说是一点神圣化的暗示。 然而，自从多斯的传记和斯泰法讷·那多（Stéphane Nadaud）的《反俄狄浦斯的笔记》（Anti-Oedipus Papers）出版以来，这项工作的方式变得不那么让人迷惑了。 可是话虽如此，知道一件事是怎么做的，和理解它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们首先应该从一些对事实迫的梳理开始下手，研究他们联手出版的第一本书《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的写作过程。当时，德勒兹对加塔利能够提出全新的想法和概念的那种方式非常着迷。因此他让加塔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办公桌前，把想到的一切都草草写下来，然后把随手写的东西寄给他，并且希望他既不要去读也不要去修改。毫无疑问，这对加塔利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要求，但是看来，德勒兹给加塔利的要求是在给加塔利开苦药——某种唯一可能解决他写作障碍的药方(Dosse 2011：7/18)。加塔利坚持着药方，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德勒兹的家门口会没完没了的出现加塔利的笔记(斯泰法讷·那多编辑出版的《反俄狄浦斯•笔记》正是对瓜塔利这些不同寻常的涂鸦的精选)。德勒兹反过来会一遍遍地读这一段段文字，仔细提取他认为有用的部分。从而，他用加塔利的思想浸润了他自己的大脑，把他收到的思想乱团转变成了类似于今天看到的《反俄狄浦斯》的东西。如那多明确指出的那样，《反俄狄浦斯》的权威性文本是由德勒兹一个人单独撰写的(AOP，17/19)。这之后加塔利再重新进入编辑过程，经过加塔利独自的和二人合作着的广泛性修改，手稿终版于新年前夕完成，三个月后于 1972 年 3月出版。
回顾《反俄狄浦斯（ Anti-Oedipus ）》的作者构成，他们认为关键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他们是否以第一人称称呼自己不再重要(TP，3/9)。我们应该直接的去相信这个评价的字面意思。德勒兹在加塔利送给他的大量思想碎片中搜寻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一个被加塔利附身的萨满。大概就在思想碎片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德勒兹拿起了他的笔。那么是谁写的《反俄狄浦斯》呢？当然不是费利克斯 · 加塔利，但是却也不是德勒兹。更确切地说，不是那个在那之前叫吉尔 · 德勒兹的人。因此，是一个怪异的混血儿写了《反俄狄浦斯》 ——某个只能被称为“德勒兹-加塔利”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关于写作（écriture）本身的实验。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的序言中就曾对此进行预言。他说，一个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再也不可能用传统的方式写一本哲学书了。（DR，xx/4）。 而“双重写作（écrire à deux）”的实验正是这一预言的实际应验。
话虽如此，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过分强调这一文本的实验性质。 因为实际上，可以将《反俄狄浦斯》的中方法视为将德勒兹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所做的事情进行了一次应用。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德勒兹的专著是用“自由间接引语”写成的，在这种方式中，对研究对象的判断就好像是作者自己的判断。 话语的主体和客体不再有明确的界限。 可以这样说，话语的主体经历了一种变成它自己的客体的过程。 而德勒兹正是一直采用这种独特的方法来撰写他的哲学史研究。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双重写作实验”理解为一种对自由间接话语方式的改进和延伸。 客观地说，由于是德勒兹把加塔利的笔记重新整理成连贯的文章，所以加塔利是话语的“客体”，德勒兹是“主体”。而且毕竟正如许多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两人提出的绝大多数概念实际上都来自加塔利（可以参考本书的“序章”部分）。 然而，若是想象德勒兹是在将自己完全置于“加塔里思想”之外，像外部观察者一样报告加塔利思想内容，这又更是大错特错。 对于话语主体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来说，他早已“成为”了他的话语对象，费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这正是为什么，正如他们所解释的，其中一个人是否占据着第一人称单数的位置已经完全无关紧要。 没有什么能比猜测“德勒兹写了哪些部分，加塔利又写了哪些部分”更无聊无用处的活动了。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双重写作”的实验应该被理解为德勒兹多年来所采用的写作方法的激进化【3】。这里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德勒兹到和加塔利相遇为止，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完成的工作上。而现在，他正在设计精妙的铁丝网陷阱，以活生生地捕捉一个仍在发展中的思想实体。
不用说，我们断言这一点的意图并不是要淡化这个非凡实验的重要性。 我们之所以强调德勒兹的方法和德勒兹-加塔利这场思想实验之间的连续性，首先是为了反对普遍存在的那种将德勒兹的作品与德勒兹-加塔利的作品融合在一起不加区分的解释态度，另一个也是为了反对将两者视为完全独立的作品的那种同样很极端的立场（ 例如Alain Badiou）。 因为这个实验是按照德勒兹的设计去计划、执行和完成的。 其结果是德勒兹本人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证明的。 这些事实很容易让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为了复兴德勒兹哲学而按照德勒兹的方法进行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