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2018 年再版的《技术与时间》
哲学家贝尔纳尔•斯蒂格勒在这里提供的，是一个真正的集成（somme），而这指的几乎就是在集成一词的本义。这位哲学家集合了于 1994、1996 和 2001 年在另一家出版社（伽利略出版社）出版的三卷著作，并添加了三十多页的后记（题为《人类世里官能与功能中的新冲突》[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来在某种程度上连接起了自我，并校阅自己写的东西（se relit）。
要如何总结这份虽丰富却难以进入，时而还重复的工作呢？ 希腊哲学通过似乎是把技艺（tekhnè）丢在一边而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不牢靠的开端起，整个哲学赖以建立的知识就排除了对手段的任何参考，而将手段视为了辅助的东西。 从这个相当激进的、引人讨论的公设出发，斯蒂格勒在这个三部曲和他总体的著作中，就提出要反转这个被假定的范式，从而提出了同样激进的、引人讨论的相反的范式：与希腊人本来可能有的想法相反，技术本应该是人的构成部分，本应该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对象；更进一步，它本应该是人独一无二的唯一元素——只能通过技术这把钥匙、技术的工具和目的来分析人。人通过人工技巧（artifice）才有本质；人在本质上是第二位的，是由它所结伙的东西来定义的。还进一步的是，这个范式被回溯地投射到了过去，也被投射到了未来：这关系到的是“把技术领会为将要到来的任何可能性和未来任何可能性的（de toute possibilité à venir et de toute possibilité d’avenir）那一视野”——而这正是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
这种研究方法是雄心勃勃的，并且完全是自承重的，却有着与这类思想体系相连的弊病：这个研究方法把那些不完全赞同第一公设，更不赞同其反向的公设（postulat inverse）的人丢在一边，却毫不支持矛盾、抗辩（disputatio）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认识的任何建构，而是最终以封闭甚至自给自足的方式，在入会者和门徒组成的圈子里运作。 它还把那些不理解它所使用的语言系统与推理的人丢在一边，而这就是阿努克·巴尔伯胡斯（Anouk Barberousse）和菲利普·于内曼（Philippe Huneman）关于另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评语：“不可能通过指出论据所传递的虚假，来批评无意义的东西，因为人们不理解的正是论据。” 最后，这一研究方法对一些分析元素闭口不谈，而这些元素是极为具体的，却并不属于这一范式：正如为人所强调的那样，权力的事实或社会性事实完全没有得到斯蒂格勒的考虑，例如社会不平等；相反，他经常有一种精英式话语（例如，当他面对“阅读的大众”说话的时候）。
这些成问题的方面还被形式和风格上其他令人费解的元素强化了，那就是行话、类比，以及把科学术语拉伸到其他领域的使用，还有对某些哲学家的始终同一的不变参考。科学上的类比，则通过科学、科学史以及对有威信的科学家的参考，扮演着使话语合法化的角色：例如薛定谔和负熵（néguentropie），或者“趋势性哈密顿相空间”，引用了爱尔兰数学家威廉·汉密尔顿（1805-1865）。熵（entropie）的观念，已经与一个被拉长了的弹簧一起被使用过了，有时还会被转形为人类熵（anthropie）——要是花时间反思一下，这是个不存在、也毫无意义的词；新词负人类世（*néguanthropie，*第 866 页）也是如此。术语的德里达式衍生（差异/延异 [又译“相关差异”] [différence/différance]）是不变的，也很少得到定义，不然就是以多义的方式：思考/包扎（penser/panser），熵/人类熵，熵世/负人类熵世（entropocène/néguanthropocène，例如“包扎式地思考 [panser] 从熵世到负人类熵世的这一跃”）。
人文社会学中算子的不可交换性 ©亚历山大·莫阿蒂（Alexandre Moatti） （插图显示了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斯蒂格勒的某些著作的传承。德里达的算子在于用字母“a”替换字母“e”，而替换前后的两个法语词是同音的。有人将斯蒂格勒的著作 Qu’appelle-t-on panser? 译为《如何包扎地思想？》，但《什么被唤作包扎式地思想？》更能体现该书名的传承）
这个相对封闭的思想世界也在对同一些思想家的持久参考中得到了表示，例如海德格尔（154 次引用，对“此在”的引用超过 98 次），昂德黑·乐华-古杭和吉勒拜尔·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哲学家贝尔纳尔·阿斯普 [Bernard Aspe] 指出过斯蒂格勒在使用西蒙栋思想时的某些限度）。斯蒂格勒的读者受邀来把斯蒂格勒之前的、被他动用的那些思想家当作是没看到，或没能看到，或没能知道如何去看到，或不愿看到那些斯蒂格勒有时是武断地陈述出的理念（海德格尔“通过字母表的体外化 [exosomatisation]，也就是短记忆式的文字第三滞留而没看到”这个）。这关系到的是重读（relire）和纠正过去的哲学思想，而其唯一目的就是引入上述的斯蒂格勒范式。
在往日的哲学家之间建立连接，同时加以纠正的这种趋势固然是可取的，尽管有点学究气。而且，与上述的 3 个准图腾相反，某些技术哲学家或者对技术感兴趣过但不是哲学家的作者却从未现身：毫无雅克·埃吕勒（Jacques Ellul）、贝尔纳尔•夏尔波诺（Bernard Charbonneau）、昂希·勒菲弗尔（Henri Lefèbvre）的痕迹，更不用说纪·德波尔（Guy Debord）、哈乌勒·法奈帅姆 （Raoul Vaneigem）和尚·谢诺（Jean Chesneaux）了，还有德国人安德斯和尤纳斯（Jonas）。然而，他们其中一些人早已构想了对技术的一种（最广义的）批判性分析，比海德格尔所做的更为具体，并与斯蒂格勒几乎是总体化的（totalitaire）激进看法走在了同一方向上：技术是人类唯一的视野。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可能有的答案。为什么斯蒂格勒在他的几个口头讲座和访谈中常常比他的长篇著作更有趣、更具体、更贴近听众？特别是当他谈论自己、他的经历、在狱中入门哲学的时候。斯蒂格勒不仅是反叛者，无疑也是一名好学生，在他刚投入哲学时就曾是的好学生，而且将是写出继承自海德格尔、使人强健、也会使读者期待的哲学的好学生。尽管他的亲历、口头见证，包括哲学上的见证，有时更具说服力，但斯蒂格勒觉得有义务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哲学玩得过头（surjouer）。就像可以把昂德黑•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小说比作一种“发热的文学”（指的是一台发动机超运转或空转的意思）那样，斯蒂格勒的哲学也是发热的哲学。
到目前为止，另一系列的问题仍未得到我们的回答。为什么斯蒂格勒在读他或尝试读他的知识阶层（包括学术阶层）中如此使人分裂，而这个阶层中有些还是过分赞扬他的人？在这方面，他又重建了什么类型的知识——就像他声称的那样；而在斯蒂格勒重建了知识之观念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将有什么位子？在更大的全局上讲，对他的思想的阐述，在我们社会中担任了什么功能，而斯蒂格勒对于那些阅读、聆听和欣赏他的人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至少近五年来，他就陷入了被媒体吞噬的漩涡中，而这正是他所谴责的。而且，他先前的著作，把对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分析丢在了一边，因而几乎没有给我们一把钥匙，来走出他所建立的自承重的范式，而这个范式就像通过一套镜子的游戏那样，也成为了斯蒂格勒的读者的唯一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