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概念,论述档案不可分的两面性:保存的生之欲望(命名、建立档案系统的权力冲动)和遗忘的死之欲望。死亡驱力如幽灵般的复返既是档案的困境,也是档案生成的可能:档案不断消亡,也不断兴建,两种驱力同时存在于档案书写。
档案热不单指档案的流行,也指档案之恶(mal)。“fever”既包含了参与的热情,也包含了疾病的隐喻:在德里达看来,尝试占有档案是种热病。
斯蒂格勒论述了人的记忆是透过外部技术所支撑、建立的,因此档案/记忆在生命政治下是“针对时间的设计” 。
“ 对波德莱尔而言 , 现代人不是要发现他的自我 、秘密 、 隐藏的真理 , 而是要发明、创造自我 。 ”
“艺术文件作为艺术形式 ,只能在生命政治的条件下 发展:生命已 经成 为 技术、艺术介入的对象……今 日的艺 术不仅描绘生命或提供艺术产品,而是渴望成为生命本身 。”
The technical structure of the archiving archive also determines the structure of the archivable content even in its very coming into existence and in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uture. The archivization produces as much a it records the event. This is also our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the so-called news media.
现代纪实主义的不确定性原则:真实/真相/真理(Truth,Wahrheit)无法抵达,不确定构成了当代纪录片/纪实模式的内核。不确定性不仅支配着纪实影像制作,也支配着当代世界。
“档案问题不是重复关于过去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是对明天的回应、承诺和责任的问题。档案,如果我们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能在未来知道。”
档案冲动的原始起点是纪录片的危机。
[[🔗 link] — 【译】德里达《档案热》之“题铭”:档案的死亡驱力与技术结构](https://stiegler.notion.site/link-4842e0460b3743ce95d7209d3b75b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