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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东说机器是总在找奴隶的奴隶。《千高原》：我们总只是社会机器的奴隶，而不是技术机器的奴隶。社会机器奴役技术机器，规定人与机器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中，主体性之生产通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装置（社会主体性和机器奴役的装置）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
社会主体性给我们装备了主体性，分配了一个身份、性别、身体、职业、国籍等等，为了满足社会分工的需要，它以这种方式制造了个性化的主体、他们的意识、表象和行为。
但个性化主体的生产是与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和对主体性的完全不同的控制相结合的，通过脱主体化而进行。机器奴役摧毁了个体化的主体、意识和表征，在先于个体和超-个体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巴迪欧、认知资本主义、朱迪思•巴特勒、齐泽克、朗西埃等当代批判理论中主要是主体性、主体、主体化和感性分配问题，但忽略了资本主义如何具体运作——即通过机器奴役，似乎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上的机器性的说法：“机器作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形式出现，而后者，就资本可以被视为与自身相关而言，是一般资本最适当的形式。”
今天，机器“协助”着说话、听觉、视觉、写作和感觉的方式，构成了“不变社会资本”。
他们的分析中没有这些技术和社会机器，其中“人”和“非人”在企业、福利国家和媒体的组合中作为组成部分一起运作。朗西埃、巴迪欧撇开了它们。因此，除了在当代批判理论中，机器和机器化的集合体可以随处找到。
资本主义揭示了一种双重的犬儒主义：“人本主义”的犬儒，分配了个性和预设角色——工人、消费者、失业者、男/女、艺术家等，而在这些角色中，个人必然被异化；“非人化”的犬儒，则将我们纳入一个不分人与非人、主客体、或词与物的集合体。
“而约瑟芬的情况必然每况愈下。过不了多久，她将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便永远沉默了。她不过是我们民族永恒的历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当然，这对我们来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女歌唱家约瑟芬或鼠人》卡夫卡。对此，德勒兹的评论是:死去的不是人，而是野兽，人像野兽一样死去。 一群狼里死了一只，是什么意思? 克利的人民。我还缺着一个人民。
Lazzarato，《实验性政治》，217-18。在社会中，艺术与工作对立。卡夫卡的《约瑟芬，鼠人民的歌手》讲的实际上是关于杜尚的故事。 艺术与工作不分了，怎么办?需要发明新的系统，同时是经济、政治和审美的新系统，后者在今天的左派话语框架里，是无法被想象的。 惊人地，关于工作的最重大的责问，竟然来自艺术家，前有杜尚，今有法国的这些景观临时工(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杜尚并不相信艺术的永恒的“本质方面”，他说:“我们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拒绝艺术的社会的，苏联差不多就已做到。这并不好笑，那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
对审美、政治和经济诸实践的改造，是对单一问题的单一组装，工作、艺术和政治都是同一种组装里的不同面向或角度而已。经济、政治、社会和艺术都是同时被组装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新实践之中的，不能单独来讲艺术或工作。 Lazzarato，《实验性政治》，151。论杜尚: 杜尚认为，我们的日常活动和职业活动中已自带艺术。 由艺术学院和艺术专家搞的艺术，如毕加索那种走画法道路的艺术，一定是没意思的。 艺术家的工作是激发和拔高早已在每一个人的日常和职业活动中存在的艺术。 Lazzarato据此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说法。剥除了生产资料再生产式劳动后剩下的那一劳动里，就含有非物质劳动，艺术是存在于这一非物质劳动里的。 艺术家与其他人分享了这一非物质劳动。艺术家与其受众的关系，必须在这一框架里来被理解。 绘画: 杜尚说，1960年代的画家数量是1910年代的100倍，2020年代的画家是1910年代的现代主义先锋艺术时代的画家数量的1000倍。 你现在怎么搞?艺术在社会中投下了新的赌注: 新的主题;艺术家猜测公众关心的主题，来建立自己的表达主题， 再用自己的艺术技巧和操作技巧来做出物品。 同时用主题(subject)和物品(被他的艺术和手法制作的物)来卖钱。 杜尚认为，我们必须知道，今天的艺术已经是这种东西。一个画家的职业劳动里自带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Lazzarato，《实验政治》，97，100。德勒兹说，“来自资本主义的改造面对了这样一种慢慢的涌出:新的自我成为抵抗的窝点”。艺术和文化领域，学院、机构和项目是嵌套的(molar)，而广大临时工也就是艺术家是分子式成为，是molecular的:他们是脆弱的生存方式，但也正因此而修炼着他们的主体性，因为他们可脱离常规，有自由时间，可放荡地进入各种偶遇。 作为临时工的艺术文化工作者展现了两面: 一面是放荡地什么都可以，另一面是矫枉过正地自由和包容。一个表演艺术家对此的陈述是:I work when I want, where I want, as I want. Totally free time, absence of routine, multiple encounters. Lazzarato，《实验政治》，94。政治事件将世界和主体性还给了我们。事件打开的那部分世界是正在自我形成和有待被形成的。事件将一个敞开、未完成和不完整的世界交还给了我们，由此召唤我们的主体性，去铭写我们的行动，在不完整性中履行我们的责任。有什么正发生到我身上?我能和应做什么，从这里开始?我该为正在发生的这一切负责?将为将要发生的那一切负责?这就要求我生产出新的主体性:对我自己的思和行的当时当地作出重新评估，责问我自己的存在本身。一切都还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