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尔纳尔·斯蒂格勒,《照管青年与世代》(Prendersi cura. Della gioventù e delle generazioni),保罗·维尼奥拉(P. Vignola)编译,那不勒斯-萨莱诺(Napoli-Salerno):奥尔特斯出版社(Orthotes),2014 年
《照管》(Prendersi cura)一书可追溯至 2008 年,是贝尔纳尔·斯蒂格勒继 2012 年的《复魅世界》(Reincantare il mondo,2006 年)后在意大利出版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而它也由维尼奥拉(他也为其作了详细的导引)为 Orthotes 出版社译为意大利语。正如在前一本书中那样,通过重新阐释取自德里达《柏拉图的药》的药(phàrmakon)之概念,斯蒂格勒在信息和数字科技中识别出了一种“毒药”,而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如今已完全被压扁为有关增长和短期利润的消费主义的强制命令)倾向于利用它来奴役、甚至破坏个体和集体的心理结构,并通过对我们神经回路的殖民兼脱形(colonizzazione-deformazione),来产生个体和社会的愚蠢之新形式,以及内驱力式的(pulsionale)退行;正如在前作中一样,斯蒂格勒提议以顺势疗法的方式,用同一项科技作为“解药”,以走出我们时代的“象征性的贫困”(miseria simbolica),并透过正面的药理学(farmacologia)来重新生产“精神(spirito)价值”,即“复魅”这个如今已被“虚无主义”所枯竭、没能力投射出未来的世界。
斯蒂格勒在提出一个成问题的、对药理学视角以及我们将看到的解构主义之文码学(grammatologica)视角进行伦理兼政治上的超越的同时,其理论论述有时虽保持着绝望的启示录色彩(正如维尼奥拉在引言中承认的那样),但也仍有优点——带着清醒、毫无虚伪或者智识上的怪癖地揭示了我们所处的文化和心理社会危机的严重性,还为读者提供了一套有效的词汇表来理解当代文明的不适(disagio),这些词汇除了根植于德里达的思想以及精神分析(因为斯蒂格勒理解心理装置 [l’apparato] 和第一拓扑学的方式严格地表现为弗洛伊德主义),还尤其根植于胡塞尔的现象学。 事实上,他通过重拾胡塞尔对意识的时间的分析,在“次级滞留”(ritenzioni secondarie)(也就是主体在心理内部加工的回忆 [ricordi])之外,增加了由记忆(memoria)技术或者说助忆物(古希腊语 hypomnémata)提供的“三级滞留”:从字母书写到 20 世纪的大众媒体,直到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都是人类能生产出的外在于意识的、持久的支撑物,而这些支撑物作为设备(dispositivi),恰恰就对主体性的注意力与滞留的过程作了重新定向。
从这个观点看,可以说世界的那一象征性的、代际间的“文码化”,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使西方意识及其心理兼社会上的强化在史上成为可能的字母-序列式特性的文码学过程,就代表了那些“精神科技”不可或缺的文化前提,而这些科技,根据斯蒂格勒的看法,有能力推翻并进而中和资本主义之种种科技设备在对个体和集体施加的“毒性”效应,即有毒的效应,而这是某种从文码化向后象征的漂移。通过大量援引西蒙栋关于心理性与集体性个体化的那些观念,斯蒂格勒事实上期冀于通过药理学重建那些滋养个体和社会的智力的“跨个体化回路”(circuiti di transindividuazione),因为它们通过对文码化、包括由网络传播的文码化的正面使用,而表达了完全属人的跨读(inter-legere)能力,即联系起“前辈”与“后裔”这两代。总之,如果文码化过程与文明过程是重合的,那么斯蒂格勒的问题就在于扭转航向这项紧迫要求,从而“疗治”(同时也是教学式 [pedagogicamente])文码化过程的限度,这些限度转而又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限度相重合——这一政治经济以反常的“不在乎”(menefreghismo),从数字科技令人愚蠢的扩散中获利,从而“毒害”了 21 世纪的青少年。
尽管启蒙运动可以被解读为相对于现代以前的世界的宗教感的一个巨大的祛魅过程(想想韦伯说的祛魅 [德语 Entzauberung] 以及斯蒂格勒似乎完全忽略的著作:马塞勒·郭帅(M. Gauchet)的《世界的祛魅:宗教的政治史》[Il disincanto del mondo. Una storia politica della religione],艾瑙迪出版社 [Einaudi],都灵,1992 年),但这明显是康德兼启蒙主义的视角,作者并非偶然地以清晰甚至在某些点上带有教导性的风格对其作了描绘:这种药理学“疗法”,也是一种哲学疗法,具体而言则是柏拉图式的,而它应当承担将“后裔”引出未成年状态的任务,走向今天显得日益遥远且难以实现的“成熟”,而后者就是因为由媒体消费主义引导出的、成人所处的政治愚蠢、无知和群居式从众(conformismo)——这种状态被斯蒂格勒有效地定义为“群众的(delle masse)未成年化”。
在上述前提下,就可以理解阅读此书如何不能让从事哲学和/或教育工作的人(如我本人)无动于衷,因为它进一步迫使他们去“照管”,而这具有双重意义:既要“担忧”受教者,又要为他们好而“行动”;总之,它会带领他们去意识到隐藏在教育实践以及其中如今盛行的数字科技里面的深刻问题,并迫使他们在这些问题面前采取批判性、政治性的立场。换句话说,如果对年轻世代采取行动的意愿内含着找到一种疗法、即适合当代性之种种社会性疾病的一种治疗(cura)的必要,那么在书评所容许的空间内,我将尝试考察斯蒂格勒的提议的优点,同时在理论和历史-社会学上提出一些异议。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许多哲学家(包括我们的乔尔乔·阿甘本,书中的倒数第二章是专门关于他的,这并非偶然)倾向于妖魔化新科技,把它们作为当代世界经历的个体和集体的去主体化的主责方,但斯蒂格勒却意图以“智性的”方式,用信息设备来打“智性之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智性而战,这正是今天“照管”青年的人被召唤去做的:青年的智性是真正的赌注,并且能通过信息式文码化得到加强而非削弱,因为存在一段智性之历史,或者说因为“智性在生成着”(参第 84 页)。
这意味着将重点放在我们的神经可塑性、人脑的未完成性上,其“幼态持续状况”(第 174 页)既能构成主体的自我构建之机遇,反之,也可以被利用来削弱和使得在新的媒体环境中成长的个体(所谓的数字原住民)劣等化,因为“突触发生 [正在] 被当代媒体深刻地改变”(第 69 页),就像在过去几世纪中,它被字母式媒体深刻改变一样。不过,新媒体的主要特性是它们对用户大脑进行轰炸的过度感官刺激:这种刺激的过度挑起了维持专注之无能,也就是无法维持超过十分钟有意识的注意力,而这对于在中小学工作的人是众所周知的,但如今在成人中也日益扩散。用斯蒂格勒从美国神经科学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那里延用的术语说,多任务处理的过度注意力阻碍了深度注意力(英语 deep attention),减少了意识的内省能力和对刺激的批判性再加工(后者涉及的是“花时间”,也就是反思),将其简化为巴甫洛夫式反射弧(即时的刺激-反应)这项单纯的大脑功能。此外,难以专注就引发了某种恶性循环,促使青少年在写课堂作业时使用脑皮层刺激物,并且似乎与注意力缺乏多动障碍(ADHD)这一儿童障碍密切相连,而这连同读写困难和失写症,正在美国乃至现在的欧洲影响着比例越来越高的儿童。
| 注意力类型 | 特点 | 现状 |
|---|---|---|
| 深度注意力 | 伴随单任务处理,适用于长时间专注、反思、内省、逻辑推导 | 正在被破坏,导致意识的处理能力下降 |
| 过度注意力 | 伴随多任务处理,追求高频率感官刺激 | 由当代媒体的轰炸所引起,导致ADHD、读写困难、失写症 |
面对这些已经沉重打击了日、韩(这些痴迷于学习速度的国家)的现象,斯蒂格勒没表现出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典型态度;例如,他不认为大制药公司是为了得以销售利他林(Ritalin)等最终反而加重病情的心理药物,而通过医学导航(见著名的《DSM V》,英美精神病学诊断手册)等来人为“创造”了注意力障碍;对他来说,这些障碍是真实的,就像父母的婴儿化在他看来也是极其真实的一样,他甚至毫不含糊地认识到家庭结构和教学机构的极端削弱(参第 141 页)。其他“悲观的”知识分子为了被整合进新的、平庸的、媒体化的半培育(参阿多尔诺 [T.W. Adorno],《半培育的理论》[Teoria della Halbbildung],热那亚:Il Melangolo,2010 年)而“自我白痴化”(auto-cretinizzano,第 164 页),而与他们不同,这位法国哲学家则以帕索里尼式的方式(参第 59 页对《马太福音》的援引),将视听工业(从旧的电视节目如动画片,到视频游戏如 PlayStation,中间还经过了手机和平板的所有新应用)识别为导致五十年来将我们带到愚蠢的边缘的、代际间的幼稚主义在科技上的主责方:斯蒂格勒尽管似乎完全忽视了麦克卢汉的视角——对这种视角来说,每种新媒介(medium)都会截取用户的身体及其心理而令用户感到困惑——但在社会与政治上的去责任化面前却没有闭眼无视,而这种去责任化是与对未成年人那反常的、纯压抑性的法律责任认定相吻合的,这一认定也就是这个事实:成人世界如今已没有能力让青年达到心理成熟,却对自身的道德未成年状态闭上了眼。
在这种大规模(di massa)退行的情况中,斯蒂格勒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的是截取和培育、即增强和强化新世代的深度注意力,以对抗过度注意力——在笔者看来,这就代表了教学作为个体的主体化过程的政治触发器而具有的目标之一。换句话说,当前“青少年心理装置的破坏”(如这本书首章标题所述)内含的是心理之物(la psiche)以及随之而来的智性能通过文码化来构造——正如事实上,在西方以前注意力的教学法式工厂中就是如此,无论那些工厂是好是坏(即是在对男性作为孩童-未成年人的压迫的宗教设备之外,还是之内),它们都代表了一种进行主体化的有效的心理技术(psicotecn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