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从理论上对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所写作的作品进行了一个理论上的定位。 对于一直在 1960年代法国这个背景下建立自己哲学思想的德勒兹来说，结构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就如空气一样包围着他，并且开辟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思考那些迄今为止未被探索的领域。 是的，德勒兹意识到结构主义本身其实被无数困难所困扰； 但也许是由于这个理论在当时依然具有的极端新颖性，德勒兹一直无法找到摆脱这些弊端的方法。我们在上一章说明：德勒兹与结构主义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完完全全可以在他 1972 年的文章《如何辩识结构主义？》的字里行间之中看出，从这篇文章的角度，人们甚至可以看出一种强烈的结构主义元素同样是弥漫在《差异和重复》之中的。 但是同样，这会导致理论不一致的不恰当后果（无意识的序列模型和微知觉模型的混淆）。
正是通过与加塔利的合作克服了这种理论上的彼此不一致。德勒兹认为拉康精神分析是结构主义成就的顶峰之一。而就加塔利而言，他自己完全掌握着这一理论的微妙之处和复杂性，而且近乎本能地认识到其存在问题的方面。而当德勒兹充分认识到加塔利这一点的时候，他开始着手将加塔利的这些直觉转变成完全成熟的概念。通过这次合作，德勒兹得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分析理论（Schizoanalysis，精神分裂分析），它不再寻求从原初压抑的这么一个假设出发就去解释所有的事情，而是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解释压抑本身。这就使得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我们不再对“整体性”的分子（global-molar）自我（ego）和本我（id）感兴趣，而是对多种多样的局部克分子（local-molecular）自我和欲望感兴趣；这样一来，精神分析也就不再是根据德勒兹所反对的那种“原初压抑”和阉割在理论中所被假设出来的理想化场景解释事物，而是从此通过社会以不确定的复数形式构成的压抑来解释事物。因此，最终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理论领域，一个从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中涌现出来的全新领域：一种从欲望的角度看待世界的哲学。德勒兹-加塔利（Deleuz-Guattari）对这种新哲学的基础问题表述如下："为什么人们顽强地争取着对他们的奴役，仿佛那是他们的救赎？(AO, 29/36-37)。
回顾一下这一本书全书的开始部分，当时我们讨论了德勒兹和加塔利两者在学界存在的广泛混淆问题，这里依然参考齐泽克（Žižek）的断言，他说那些希望从德勒兹的哲学内容中抽取出一个政治纲领的理论家们，只需要阅读“加塔利化”的德勒兹就行了(参见本书序言部分)。为了作出回应，我们首先考察德勒兹的哲学应该在哪里找寻(第1章)。在阐述了德勒兹自己的哲学事业(第2章)之后，我们接着阐述了这种思想将产生怎样的实践哲学(第3章)。这次调查揭示了德勒兹的哲学，其实践视野中有一个明显的困难：如无意外的话，它是要求我们主动寻求失败的。在第4章中，我们要求自己补充说明产生了德勒兹的实践理论这一局限性的必要理论背景，同时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合作定位为旨在克服这一理论弱点而进行的赌博。换句话说，不仅德勒兹的作品和德勒兹-瓜塔里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无法抹去的理论鸿沟，从前者到后者的飞跃实际上构成了克服前者僵局的一种尝试：这一双重事实首先确实证实了齐泽克（ŽIžek）的解读。因为当齐泽克（ŽIžek）认为德勒兹是一位不关心政治的哲学家时，他的实践纲领中真的有一些方面证明了这一评估的合理性。而如果混淆了这一点，就有可能从德勒兹和“德勒兹-加塔利”的著作中挑选出方便用来断章取义的引语，以填充拼凑出一个虚假的“政治德勒兹”形象。
话虽如此，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德勒兹的作品本身也确实存在着某种思想的动摇。在齐泽克（Žižek）所说的意义上，德勒兹的“非政治性”(寻求失败)是结构主义导致的残余，而《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非常依赖于这种结构主义范式，但德勒兹自己对这种范式有着明确的怀疑，这种怀疑在《如何辩识结构主义?》中就带来了某种扭曲，导致其文章缺失了连贯性。因此，德勒兹后来又去通过与加塔利的合作，将他的思辨性的怀疑转化为具体的批评，从而为超越结构主义的哲学建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齐泽克（Žižek）将德勒兹视为精英主义、非政治的思想家只在其中一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这种概略性的判断同样是只有在人们不去看德勒兹作品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部分时，才能得到充分支持的(诚然，只有通过孜孜不倦地阅读德勒兹作品才能揭示这一点)。不用说，像齐泽克（Žižek）这样的解释性立场同样也会导致对“德勒兹-加塔利”作品之真正价值的错误评估。
现在显而易见的任务是：理解德勒兹通过克服困扰着他的问题而获得的新观点。这种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重新定义为欲望问题的哲学，其目的是什么?另外，从欲望的角度来看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回头看一下德勒兹1986年出版的《福柯》这本书，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很少关注这本书。这部作品的研究对象是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它在德勒兹经典著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它非常明确地处理了与政治有关的概念。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项工作一直都被那些希望将德勒兹解释为具有政治关怀的哲学家之人所忽视。当然，福柯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权力(pouvoir)”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福柯颠覆性的改变了以前本以为我们了解着的关于这个概念的一切认知。理所当然的，《福柯》这本书，其核心就是权力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试图找到“政治德勒兹”藏身之处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本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书。
但《福柯》这本书远比这更重要的多。就算在更有限的意义上，这项工作对我们的研究目的也具有决定性的地位。福柯试图从“权力”的立场对社会进行理论化；而德勒兹则通过“欲望”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呢?德勒兹是如何理解福柯在这一领域的努力的呢?他对这个项目的最终评价又是什么呢? 我们甚至可以打赌，当我们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将最终能够理解从欲望出发分析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
福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对历史进行的研究。他的第一本书是《疯癫与文明》(1961年)【1】，这本书无论从研究范围还是研究内容来说都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书中揭示了所谓的“疯狂”的“经验”在历史上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修改：第一次在17世纪初，第二次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另一本书《词与物》(1966)作为学术作品甚至成为了畅销书，从而使福柯声名大震。该书指出，17和18世纪的“普遍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等学科看起来似乎是“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直接前身，实际上却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上的(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型”)。《知识考古学》(1969)则是对他自己的作品所进行的重要反思，这部作品重新定义了他自己对历史研究的“考古学”态度。而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更字面的译法应该是“监视和惩罚”)，它聚焦于惩罚的首选方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从暴力转向监视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了权力的功能形式从“主权权力”到“规训权力”所产生的重大转变。延续这一思路，在“性史”系列（这个系列最初宣布为五部曲，但在写作过程中转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卷《知识意志》（1976）中，福柯对性所经历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出色的分析，以及福柯发现，在“生命政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形态。
福柯的历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每一部作品都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因为《疯狂史》不是一部精神病学的历史，《词与物》不是一部思想史，《规训与惩罚》也不是一部犯罪学的历史，《性史》系列当然更不是一部性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这些作品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既开创了一个在此之前还根本不存在的研究领域，又能成为与之相毗邻的所有研究领域大地震的震中。此外，福柯毕竟是一个不断写作的作家，他的每一个新作品都与他之前的作品有持续性的联系，而且在必要时福柯还从不犹豫去批评甚至推翻它们。事实上，你可以把《知识考古学》看作是这种写作风格的具体化体现。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本书既不是对迄今为止所采用的方法的概述，也不是对今后要采用的方法的“展望”【3】。 毕竟福柯这人的这些风格意味着，试图给福柯提取出一个具有一致标准的主题是困难的。福柯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涉猎着无数的领域，他甚至没有使用相同的基本方法来处理这些领域。 然而，在我们看来，对福柯的主要作品进行仔细的文本比较，确实是可以揭示一个共同的主题的——在庞大的语言结构中，福柯一直有着一个非常具体的主题。这正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一福柯所考察所有这些领域都在发生着历史性转折的时间节点。福柯似乎是被这个特殊时期的独特性（singularity）所迷住了。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反过来是为了正确地去定位福柯自己所生活的“当下”时代。他的作品用了大量篇幅来研究紧接在这一历史性断裂发生之前那个时代(17和18世纪，福柯称之为“古典时代”)，这是他试图为直到“当下”这个时间为止的历史建立一个恰当脉络的尝试。
乍一看，福柯的主要理论关照点是“历史”；这一事实使人往往把他归为历史学家。对此，德勒兹强调：福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事实上，他甚至认定福柯的理论努力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哲学学派：“某种新康德主义倾向”）【4】。不过这只是作为一个警醒性的提示（warning）而存在——德勒兹在如此归类福柯时，并不打算强行将他的作品纳入康德哲学的框架。毕竟我们都知道二者实际上很有区别：康德通过他的先验哲学探讨了经验的可能性条件。经历的基础是什么？康德试图挖掘的正是这些理念（ideal）条件。而在这里，福柯甚至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他关注的是真实经验的条件(F, 51/67)。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有多少个不同的时代，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经验条件，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经验条件。所以，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并不是康德所想象的那种普遍的、先天的东西。相反，它的形成和变化与它自己的历史演进有关，是历史化的存在。因此可以说，福柯是以历史为方法而去试图对康德哲学进行严密的深化——至少，这可以说是德勒兹断言福柯是新康德主义的原因。
以福柯最著名的研究对象之一“疯癫”为例。在17世纪的欧洲，疯子被送进“综合医院”(“L 'Hôpital Général”)十分常见。必须指出，这与将患有心理障碍的病人送进精神病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综合医院里也有被关起来的乞丐和流浪者，还有罪犯、挥金如土的人、懒惰者，甚至无神论者，他们都被关在一起。人们认为，这种成员大杂烩能够产生的理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染上了“非理性”(déraison)的污点——这是当时首次出现的一种观念。在17世纪，“理性”(raison)还没有达到一个不可挑战的地位。当理性开始受到非理性的威胁时，它就诉诸于使用暴力来囚禁非理性。 是的，非理性还身处在朦胧的云朵中，它并不是一个充分区分的概念；但是理性本身并没有足够的亮度来穿透这一片朦胧。在这一点上，福柯指出：17世纪的哲学家(特别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因此总是不厌其烦地表达他们将开始去探索真理的决定 (Foucault 2006: 138–40/186–8)。这表明，当时的哲学家们总是担心，人类追求真理的坚定决心一旦动摇，就立马有可能会陷入非理性的荒芜之中。但自从19世纪以来，理性已经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它已经在实证主义的磐岩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5】。相应地，非理性被细分为犯罪和精神疾病等领域，失去了其统一的力量。这样一来，“déraisson”这个词在名词形式上的含义就被遗忘了，只以“déraisson”这一形容词的形式存在 (就像在英语中一样，在英语中，“unreason”已经是无人使用的语言遗迹，但“unreasonable”仍然是每天使用的词)。实际上，非理性本身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而是逐渐消失为一个纯粹的形象。至于疯狂本身，从今以后，它将在精神病院暗无天日的禁闭之中得到一个新的收容所——被隔离在“同情”之中。现在很明显，“对疯癫的经验”不可能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不受影响。疯狂是如何被对待的，疯狂又是如何表达的——当我们将19世纪后的时代与古典时代进行比较时，一切都是不同的。福柯参阅了广泛的参考书目，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每个时代的经验状况。
有一段时间，福柯把这样的历史研究称为“考古学”(Archéologie)。考古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陈述”(énoncé)，意思是“说了什么”，而没有什么比“说过的话”更神秘的了。根据福柯的观点，在一个给定的客观领域中，一个人所说的、所叙述的东西，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这就是“考古”学家想要挖掘的东西。当一系列的陈述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时，这个整体就被称为“话语(discours)”。因此，福柯的作品经常被描述为是一种“话语分析”。让我们来听听福柯自己对话语及其规则的清晰阐述：
让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直到18世纪末，对法国人来说，“江湖骗子的话语”和“医生的话语”之间，其差异都是微乎其微的。更确切地说，区别只在于[治疗的]成功或失败，只在于所进行的研究或未进行的研究；无论怎么说，他们所说的事情的性质都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话语的类型都是一样的。但在某一段时间里，医学话语按照一定数量的规范和规则组织了起来，这样人们就可以立即知道医生是好是坏，而非区别这个人是医生还是江湖骗子。因为二者之间不再会说同样的事情，不再会提及同样类型的因果关系，他不会使用同样的概念…某种话语（例如医学）必须说什么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科学话语（例如被公认或被辩识为一个医学话语）？为此它必须使用什么概念，它必须参考什么样的理论？这些都是我在《词与物》中试图解决的问题——这里应该说，我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一直试图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Foucault 1978 (1994): 584–5)
任何话语都是根据一套给定的规则来构建的。直到18世纪末，一套对医生和江湖骗子的谈话没有任何区别的规则一直在医学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那个世纪末期出现了一套新的规则。这套规则在前者和后者之间划清了界限，从而将医学话语解放为了一种合法的科学话语。福柯感兴趣的就是这套规则，他想要研究那些确定的话语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又是如何被修改的。
尽管如此，正如上面引语的结尾所暗示的那样，福柯的这种方法适时地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德勒兹在《福柯》一书中首先关注的就是这里出现的方法论转向，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问题。由于这一点跨越了整个福柯的写作史（corpus），讨论起来必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所以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将所有那些根据一套确定规则而构成的话语领域都统称为“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6】。 到目前为止，话语构成的问题一直是福柯最关心的问题。简而言之，“说(dire)”的层面构成了他研究的核心。因此，目的是发现在一个给定的领域中到底被“言说”了什么，又使用了什么类型的概念，以及它的基础又是什么理论形式。普遍流传的“福柯式话语分析”这种理论印象大致与福柯的这一早期思想相对应。
然而，考古学既是这种态度的顶点，同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这一考古式方法论的努力其实明确指出了一种替代形式的存在，它与“话语”平行，并且位于其能力范围之外，它被福柯称之为“非话语构成形式”（non-discursive formation）。再一次简化的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新形式属于“看”(voir)的范畴，也就是说：事物的层次不可简化为语词的层次。 现在，正如德勒兹指出的那样(F，28/40)，这并不是说，直到考古学的作品都以牺牲“非话语”的形成为代价，将“话语”变成了唯一而排他性的问题。例如，1963年的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调查了18世纪末的临床医学：虽然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个时期的医学话语的研究，但简单的说，这种话语不可能离开与之同时存在的群众和人口(爆炸性人口增长等)这样的“存在”而独自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这本早期的著作，在它的视野边缘也有“非话语”的存在(F，27/38-9)。然而，正如福柯自己承认的那样，“非话语”在这里还没有被提升到真正研究对象的地位。《知识考古学》超越了这一点，它承认“非话语”是一个应当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研究非话语的“事实”铺平了道路。
话虽如此，考古的明确目的却也不过是在对迄今为止所采用的这种隐性方法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好的严格确认这种说法。因此，它归根结底是对“话语构成”的更详尽处理，对于“非话语构成”，福柯只是否定性地把它定为了某种不能被包含在话语中的东西(线索就在其名字里)。换句话说，这本书的努力确实值得称赞，因为它将话语和非话语二者作为一个配对的分析模型（matrix）来进行定位，但它还未能对后者的形成提供充分的佐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将考古学定位为一部过渡性的作品，扮演着“铰链”(un rôle de charnière)的角色【7】。德勒兹对“非话语”给予了肯定性的推荐，他称之为“环境的形成”(formation de milieu)，要想对其进行正确的研究，必须等到福柯的下一部作品（这也是德勒兹认为最重要的作品：《规训和惩罚》）德勒兹对此的解释如下：
《规训与惩罚》跨出了新的一步。就是“事物”作为监狱：这是环境群系(“监狱”环境)，这是内容的形式(内容，这是囚徒)。可是，这事物或形式不归于指称监狱的“字词”，没有超出能指，监狱是所指，它归于完全不同的字词和概念，诸如不当行为（Delinquency）或“过失犯”（Delinquent），犯罪或犯人是陈述违法、刑罚及其对象的新的表达方式(F, 27–8/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