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对历史时空的基本向度的聚焦独具一格，具有语言学解构风格，但由于强调历史时空的现实性，并不排斥经验层面的要素，反而力图颠覆同时期盛行的所谓技术语言结构“晦暗不明”从而无法被认知的观点。以此为基础，斯蒂格勒认为前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褶皱”而非断裂，现代技术话语的突变是内在于现实场景中的有迹可循的现象。马克思、尼采的传统共在于斯蒂格勒的叙事之场，斯蒂格勒技术反思的深层逻辑体现为在追求“拆解”后的谱系学式的本真样态与基于现实生产展开批判之间力求平衡，但并未真正摆脱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在话语坐标上摇摆不定的叙事困境。
关键词：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话语；历史时空；谱系学；卡尔·马克思；尼采；存在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斯蒂格勒技术话语的关键脉络即历史时空的基本向度。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在历史时空中予以定位的做法，既是对存在主义时空观的贯彻，又是对经验叙事的某种保留。斯蒂格勒认为在对技术话语的诠释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现实感，这一做法与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中如鲍德里亚、德波等将技术结构的现实感加以彻底消解的路径大有不同，也不同于强调现代技术话语的断裂性的福柯式叙事。相较而言，斯蒂格勒认为现代技术话语对社会的笼罩，乃是历史时空内生演化的某种突变结果。基于对斯蒂格勒观点的解读，与传统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只是产生了“褶皱”，而非“断裂”。由此看出，斯蒂格勒力图通过对技术话语的反思，搭建起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谱系学一存在主义”风格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基于现实感展开批判的某种“桥梁”。存在主义尚未彻底磨灭的现实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褶皱、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性传统，可谓思考斯蒂格勒技术话语的三重“入口”。
回顾斯蒂格勒生平的主要建树，其叙事大多围绕技术话语这一被启蒙以来的叙事视为“洪水猛兽”的对象展开。在斯蒂格勒看来，对于技术话语的反思，源自技术话语所具有的现实性的地位。他认为，既往左翼叙事较为明显的局限乃是对技术在人类历史演化进程中作用的忽视，技术问题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技术“贯穿所有的研究，其范围之广，无所不及”。尽管围绕技术话语的诠释已主导着启蒙以来的叙事主线，然而斯蒂格勒相比其他学者，似乎更为热衷于技术话语背后的现实之场。其对技术的诠释，并非遵循德波式的情境主义，即认为技术对现代社会而言已形成了某种不可名状之物。相较于晚近社会批判理论认为技术背后“只剩下语言结构”这一论调，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可以通过历史时空演化的现实场景来认知的，即技术是具有现实感的诠释对象。
在晚近法国左翼学者的论述中，现实感是一个较为尴尬的概念，这一概念几乎与当代诸多左翼学者的观念“绝缘”。究其原因是晚近叙事往往执念于语言本身，左翼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能指早已无法指涉现实的所措，语言成为笼罩社会的唯一霸权主义性符号，现实的批判行动早已不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是语言序列的内部游戏。这一论点在鲍德里亚的论述中显得尤为具有代表性，即在技术幻象的笼罩下，“有一种不可超越的语言彻底性”。回溯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这一执念来源于存在主义式的语言论断，即对日常生活之场中语言主线的着迷和对主客体向度的统合性尝试，然而伴随着主体性批判趋向在晚近法国叙事中的强化，德国存在主义学者中的主客体向度统合，转化为法国左翼学者眼中的“语言之外皆为空无”的执念。
由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尚有一席之地的历史时空向度被诸多拆解技术的法国左翼学者完全丢弃，此拆解技术的风格也确乎对斯蒂格勒的论述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现代话语形塑、渗透于社会之场的一个直观经验表征，而应被理解为现代话语的核心要素，换言之，突变、加速的技术便是利维坦机械装置的全部样貌。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严重地加剧了技术体系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落差”。这一点，斯蒂格勒与如列斐伏尔一类的其他学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因为在后者的思考逻辑中，技术话语对现代性认知而言只是某一组成部分，并非是独立主导现代之场的某种强大力量。斯蒂格勒的论述，不是要刻意忽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以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叙事所关注的关键词汇，而是要弥补既往叙事对于技术的总体化、全景式关注的缺失。
技术在现代社会与资本相互缠绕，却并非附属于资本或一切生产、分工的资本主义要素之物，而是形成了某种自我加速、主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场的语言结构。在斯蒂格勒的叙事中，存在主义对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清晰可见。基于对现代技术话语的思考，斯蒂格勒表示技术本身凭借语言结构所形成的体系化的主导，成为超越资本掌控、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某种超能猛兽。实质上，技术的这一样貌不仅使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者惊恐万分，就连海德格尔在其后期也致力于思考技术渗透之下人类存在之境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的流淌不能以工具性的目的先验性衡量，科技本身的意义便在于对人类存在样态的“揭示”。技术的实存，是现实之场中所发生的日益凸显的现象，其背后是启蒙话语对世俗信息资源的精准获取，然而其加速的演化又构成了对现代叙事的“入侵”。
在边沁的冰冷计算式的技术话语之下，以主体性批判为核心的一整套的欧陆叙事，将通往什么样的叙事境地，难道真的只有“晦暗不明”的语言这一种答案？围绕这一问题，斯蒂格勒试图寻觅的，并不是所谓“晦暗不明的语言”所带来的某种空无化结局。如斯蒂格勒所言，技术语言结构的内涵在于“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一般性体系”。斯蒂格勒所关心和挽救的，乃是技术话语所具有的被同时期左翼学者所忽视的现实感，通过考察其文本不难看出，他终其一生思考的仍然是一个令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感到致命的问题，那便是在现代技术话语铺天盖地的笼罩之中，人这一晚近叙事所关注的、试图持有和创设技术的主体，在技术话语的统治下，其存有的现实感来自何方？虽然说现实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所要传达的要义，但在拆解语言后得到的“空无之境”则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最终欲通往的境地。
从斯蒂格勒生前的文本群可以看出，找回海德格尔那里的时空向度从而在对技术话语的反思中使现实感不至于彻底泯灭，乃是斯蒂格勒技术话语与众不同的特质。对斯蒂格勒而言，在晚近技术话语批判对语言结构进行拆解的叙事风格和对现实感的认可是两种并存的趋向。一方面，斯蒂格勒认为技术话语是一个令20世纪中期以来晚近社会批判理论魂牵梦绕的对象，思考技术在现代社会之场的结构功用，其本真的样态应在语言之路中得到显现。按他所言，那便是“文字始终是一个极为稳定的记忆术体系”。另一方面，斯蒂格勒将其视野转向了技术语言结构所在的社会之场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斯蒂格勒并不是朝向英美经验叙事具体化的技术分析风格靠拢，而是要思考在技术话语已浸润、交融于社会的情境中，技术本身将呈现怎样的现实样态？
为了诠释技术话语的现实样态，斯蒂格勒必须直面法国左翼叙事固有的对现实感的怀疑和贬斥，即现实感同中空无论调的张力。对晚近社会批判理论而言，“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往往会成为影响现实感的基本因素。存有之物的本真样态将如何展现于现代社会之场，且将通往何方？对其的回答左右着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在现实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如果说，将技术语言看作是已然吞噬生命存在的基本之场，即历史时空的某种怪兽，那么时空的泯灭将成为现实感在叙事中消亡的最终证明。依据德波的论述，形塑现代社会的力量早已不再具备所谓的“自身实体”，而是“建立于景观之上”。相反，如果试图在基本的历史时空中寻找存有之物，使技术话语的演化之场能表现出可认识的时空序列，那么现实感或将成为存在主义风格影响下的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中得以拯救的对象。
致力于思考技术话语本真样态的斯蒂格勒，把握了时空的基本主线，从而使经验化的技术现象可以“进入”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叙事之场中。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时空的基本向度，技术环境对技术活动的塑造、技术活动中的行为动态、思维观念、发明创造与更新演化均是可以通过经验分析加以把握的对象。正是将技术置于历史时空中，经验方能真正获得“一席之地”，因为历史时空本身意味着持续化、现实化的演进之场。斯蒂格勒认为，技术话语的历史演化“既改造现实又属于现实，因而具有自身的规律”。斯蒂格勒既不遵循晚近叙事一味强调“现实感”不存在的论调，也不遵循英美“结构—功能主义”叙事中所谓层次性的要素分析，而是试图将纷繁复杂的技术要素通过叙事的方式加以整合，使之在围绕历史时空的叙事之场中得以显现。
依托存在主义叙事中历史时空的维度，加之以对现实经验的关切，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解读为在现实场景中多维化要素相互交融所形成的语言结构，这一语言结构显现于人类历史时空之场中，成为历史时空演化中长期在场的、主导性的主线。技术背后的语言结构乃是外在环境与人的思维、行为交互融合的结果，如他所言，“在机械物和生物之间，技术物体成为一种不同性质的力量交织的复合”。在斯蒂格勒看来，对技术话语的考察，关键在于从历史时空的演化中寻找具体的形成要素。技术话语的形成之场应被理解为现实经验各类要素汇聚而形成的语言序列。与福柯相类似的是，斯蒂格勒论述的经验之物同样占据着技术话语叙事之场的关键位置，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斯蒂格勒并非直接从所谓的“微观控制”出发，而是要通过对现实感的聚焦中重构一整套技术的历史时空。
由此可见，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置于历史时空的叙事举措，相对回避了法国左翼叙事风格中所谓空无化的“叙事通道”。在斯蒂格勒的论述中，现实经验的力量得以凸显，自德波、鲍德里亚以来现实感在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中逐渐下降的趋向自此得以扭转。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执念于相信这样一个道理，那便是技术语言结构“能指”的过分拓展，泯灭了诠释现实技术样态的可能性，但将此论点推导到极致会导致“诠释不可能”的命题，即“不可超越的语言彻底性”。因此，唯有平衡法国存在主义风格中存在的对空无的执念和现实经验之间的内在悖论，海德格尔后期追问技术的主体方能继续进行。对技术话语背后两种叙事风格所构成的内在悖论的平衡，可谓斯蒂格勒叙事得以确立的前提。在两种风格得以平衡的基础上，斯蒂格勒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性认知之场以外的、更为广阔的人类历史，开始了对技术话语在“婴儿时期”的溯源。
存在主义风格下的历史时空，使斯蒂格勒对现代技术话语的探讨能够为同时期“晦暗不明”的法国左翼叙事体系打开缺口，迎接现实感的要素，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技术的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围绕技术话语与现代性认知相互缠绕的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主题，斯蒂格勒除了将技术话语本身视作包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主导性要素之外，还将对技术的认知视野延伸到现代性以外的叙事之场。在这个问题上，斯蒂格勒的思考可以说超出了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拆解技术语言乃至颠覆受技术话语影响的一整套启蒙认知。相反，斯蒂格勒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那里继承了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视野，从而确立起衔接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所塑造的前现代与现代之间“裂痕”的雄心壮志。
如果将现代技术话语的主题上升至现代性认知相较于前现代的意义，那么对于斯蒂格勒技术话语叙事的探讨，就不能仅仅考察存在主义叙事以来的思想史变迁，而需要深刻审视一整套启蒙话语对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在斯蒂格勒之前，马克思曾经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所做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便是将历史时空的广阔视野置于政治经济学所赋予的强大现实感的基础上。这一点在1845年之后变得尤为明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才是思考现实的入口。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将总体性的叙事风格置于世俗的生产方式中，从而能够诠释人类社会历史时空的演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技术变迁既是世俗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现象，也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来获得充分释放的某种值得关注的焦点。
从斯蒂格勒的技术话语叙事中，可以窥见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的围绕技术历史变迁的诠释。马克思将具体的历史时空的维度引入技术的做法，深刻影响了20世纪思想史中关于现代性认知的主题。这是因为对历史时空维度的引入，使20世纪的存在主义叙事无法回避技术话语动态演化的主题，技术背后的语言结构作为一种内生于社会场景中的现象，其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生成和变迁是有迹可循的连续化的进程，而非预设的范畴。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之物“茁壮而茂盛”的原因在于“深深扎根于大地”。海德格尔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所描绘客体的经验向度表示怀疑，并试图构筑一种以语言学为核心的叙事之场，然而海德格尔在面对当下现代社会的样貌之时，亦无法回避技术在人类漫长历史时空中流淌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