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令。——间接话语。——口令，行动，非实体的转化。——日期。——内容和表达：二者各自拥有的变量。——配置的不同方面。——常量、变量和连续流变。——音乐。——风格。——强势和弱势。——生成。——死亡与逃逸、形象和变形。
图五：口令的装配 弗希茨 朗（Fritz Lang），《马布斯博士的遗嘱》（The Testament of Doctor Mabuse）(bullet- ridden dummie of Dr. Mabuse). / J。7
当学校的女教师考问学生时，她不是在获取信息，同样，当她教授算术或语法的规则时，也不是在提供信息。她在“给出-符号”，在给出命令，在指挥（commande）。教授的那些指挥（Les commandements）并不外在于他教我们的东西，但也没在这些东西上增加什么。它们不来自原初的意指，也不是信息的推论：那条命令始终并且已经在于一些命令，这就是为何命令是冗余的。义务教育的机器并不交流信息，而是将符号学上的坐标，连同语法的所有二元性基础（阳性-阴性、单数-复数、名词-动词、陈述主体-陈述活动的主体，等等）强加给孩子。语言系统（du langage）的基础单位——陈述，就是口令。除了共通感这个应该会中心化了信息的官能，还要界定一个令人厌恶的官能，它则在于发射、接受和传递口令。语言系统甚至不是造出来让人相信的，而是来服从和使人服从的。“男爵夫人丝毫没有以其诚意说服我的意图，而单单是向我示意，她更愿意看到我装出承认的样子。”可以在警方、政府的公告中觉察到这个，这些公告不大关心似真性或真实性，却很好地说出了应该遵守和牢记的东西。公告对任何可信性的漠不关心往往近乎挑衅。这就证明它所关系到的是其他事物。让人对自己说着这个……语言系统要求的莫过于此。斯宾格勒指注意到，言语的基本形式不是对一个判断的陈述，也不是对一份情感的表达，而是“指挥、对服从的见证、断定、疑问、肯定或否定”，是指挥着生命的极为简短的句子，而它们是与事业或大工程分不开的：“准备好了？”“是”、“开始吧”。词语不是工具，不过，把语言系统、笔和笔记本给孩子，就像把铲子和十字镐给工人。语法规则在成为句法上的标记物之前，就是权力的标记物。命令既不会被联系到先在的意指上，也不会被联系到相互区分的单位所组成的一种先在的组织上。正相反。信息只是为了发射、传递和遵守作为指挥的命令的那一最低限度的最小值。应该得到正好足够的信息，而不至于混淆“着火了”（Au feu）与“开玩吧”（Au jeu!），或者说避免刘易斯•卡罗尔所说的师生之间如此令人烦恼的情况（教师从阶梯高处发出了一个问题，由每一层的仆从传递下去，同时也把问题给变形了，而在下面大厅的学生则送回了回答，可回答在沿坡向上的每一层上都被变形了）。语言系统不是生命，而是向生命发号施令；生命不言，而是倾听并等待。在任何口令中，即使是父亲对儿子的口令，都有着小小的死刑——一种审判，如卡夫卡所说。
困难之处，正在于说清楚口令的地位与外延。问题不在于语言系统的起源，因为口令仅是一项功能-语言系统，一项和语言系统同外延的功能。如果语言系统似乎总是必须以语言系统为前提，如果人们不能固定下来一个非语言学的出发点，那是因为语言系统并非建立于见到（或感到）的某个事物和被说出的某个事物之间，而总是从一个言说（dire）到言说。在这方面，我们不相信叙述是在于交流见到的东西，而在于传递听到的、另一个人向你们说的东西。道听途说。求助于来自激情的一种变形的愿景甚而也是不充分的。“首要的”语言系统，或者不如说是充满了语言系统的那一首要的规定性，并不是比喻或隐喻，而是间接话语（discours indirect）。人们想要给予隐喻、换喻的重要性，被证明对于研究语言系统是倾覆性的。隐喻、换喻仅仅是效应，只在它们已经以间接话语为前提的情况下，才属于语言系统。在一种激情中有很多激情，在一种语音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语音，一整片喧哗，精神病人的新语：这就是为何任何话语都是间接的，而语言系统所特有的转译就是对间接话语的转译。本维尼斯特否定蜜蜂有语言系统，尽管它用上了一种有机编码，甚至把比喻派上了用场。它没有语言系统，因为它有能力交流它见到的东西，却不能传递他者对它交流的东西。感知到有东西可搜集的蜜蜂能将消息交流给没感知到的蜜蜂，但没感知到的蜜蜂却不能将消息传递给其他同样没感知到的蜜蜂。语言系统不限于从第一方到第二方，从看到的人到没看到的人，而是必然从第二方到第三方，其中二者都没看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系统是对于作为口令而运行的那个词语的传递，而不是对于作为信息的一个符号的交流。语言系统是图纸，不是移印。然而，口令何以是一项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而命令、指挥却似乎指向了以命令式为标志的、有限制的一类明确命题呢？
奥斯汀的那些著名论题很好地证明了，行动（l’action）和言语之间，不只有各式的外在联系，比如一个陈述能以直陈式描述一个行动，或者以命令式来挑起行动，等等。在言语和某些行动（人们通过说出它们来完成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内在联系（述行语［le performatif］：我说着“我发誓”来发誓），而且更一般地说，在言语和某些说着来实现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语内表现行为［l’illocutoire］：我说着“是否……”来询问，说着“我爱你……”来承诺，运用命令式来发号施令，等等）。正是这些内在于（intérieurs à）言语的行为（acts），陈述与行为的这些内在（immanents）联系，可称之为隐含的或非话语性的预设，以便与总可以明确表述的预设相区别，而在这些预设下，一个陈述才指向了另外的陈述或一种外在的动作（杜克霍）。从述行语的领域和更广大的语内表现行为的领域的抽离，已经有 3 个重要结论：
确实，还是很难看到怎样能从言语行为或隐含的预设中造就一项和语言系统同外延的功能。而更很难看到是否可以从述行语（那些说着“它”而做的事）出发，来引申到语内表现行为（那些说着来做的事）。因为总能阻止此种拓展，并通过特殊的语义的和句法的特征来将述行语限定于其自身上，而那些特征则避免了对一种普遍化的语用学的任何求助。这样，依照本维尼斯特，述行语并不指向行为，而是相反，指向了自我指涉的词项的那一所有权（那些真正的人称代词——“我”[JE]、“你” [TU] 等等，被界定为转换装置），以至于语言系统中先在的一种主体性的和主体间性的结构就足以说明言语行为，而不是预设了言语行为。所以，语言系统在这里就被界定为交流性而非信息性的，而正是本来就是语言学式的这种主体间性、这种主体化，才解释了其余一切，也就是所有说着“它”而得以存在的东西。然而，问题却是要知道主观的交流是否就是比理想的信息更好的语言学观念。奥斯瓦勒德·杜克霍所阐述的那些理由，引导他去倒转了本维尼斯特的图式：能够说明述行语的不是自我参照现象，相反，而是“某些陈述被社会性地用于完成某些行动这一事实”，正是这个事实解释了自我参照。以至于述行语通过语内表现行为而解释了其自身，而不是相反。正是语内表现行为构成了隐含的或非话语性的预设。而语内表现行为，转而又要通过陈述的集体性配置、司法行为、司法行为的等价物——它们分配着语言中的那些主体化之诉讼或对主体的指派，而远非依赖于后者——来得到解释。交流不是比信息更好的概念，而要说明这些“陈述-行为”的配置（它们在每门语言中都有分寸地安排着主观的语素 [morphèmes] 的角色和比例），主体间性不比意指更能有效。（我们将看到，对间接话语的分析确证了这个视点，因为主体化在其中并非首要的，而是来自一种复杂的配置）
我们所称作口令的，不是明确陈述所组成的一个特定范畴（例如命令式），而是任何词语或陈述与隐含的预设、也就是在陈述中实现的、而且只能在陈述中实现的言语行为之间的联系。 因此，口令不仅指向命令，还指向所有通过一种“社会义务”与陈述联结在一起的行为。没有陈述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此种联结的。疑问、承诺，都是口令。语言系统只能被界定为某一刻在一门语言中运作的口令、隐含预设或言语行为的集合。
陈述和行为的联系是内部的、内在的，却不具有同一性。此种联系毋宁说是冗余性的。口令自身就是行为和陈述的冗余。报纸、新闻是通过冗余而运作的，因为它们向我们告知了那些“应该”思索、牢记和期待（等等）的事物。语言不是信息性的，也不是交流性的，不是传播信息，而是与之截然不同的传递口令——要么是从一个陈述到另一个，要么是在每个陈述的内部（只要一个陈述完成了一个行为而且这个行为在这个陈述中得以实现）。信息科学的最普遍的模式将信息最大化的理想状态作为原则，并将冗余仅仅作为限制条件——它缩减了此种理论上的最大化，以防后者被噪音淹没。相反，我们则认为，口令的冗余是原初的，对传递口令来说，信息仅仅是最低条件（因而，不存在噪音和信息的对立，毋宁说，对立只存在于运作于语言中的无序与作为秩序或“合语法性”的口令之间）。冗余有两个形式——频率和共振，前者关涉到信息的意义，后者（我=我）则关涉到沟通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和交流（乃至意义和主体性）显然从属于冗余。人们有时会区分信息和沟通，有时又构想出一种抽象的信息的意义，以及一种抽象的沟通的主体化。不过，这一切都未形成一种语言的原初的或隐含的形式。没有独立于支配性的示意过程的意义，也没有独立于既定的役使（assujettissement）秩序的主体化。这二者都依赖某个既定的社会场域中口令的本性和传递。
不存在个体的陈述，甚至不存在陈述主体。然而，只有较少的语言学家研究过陈述必然具有的社会性。这是因为，此种特征自身并不充分，并有可能仍是外在的：因此，人们对它说得要么太多，要么太少。陈述的社会性特征无法获得内在的奠基，除非能够揭示陈述怎样通过自身而指向集体性的配置。因此，陈述的个体化和话语的主体化只有在非个体性的、集体性的配置需要它和规定它的条件下才存在。 这恰恰就是间接话语（尤其是“自由”间接话语）的典型价值：不存在清晰勾勒的轮廓，首先存在的不是被差异性地个体化的陈述的介入，也不是多样性的陈述主体的结合，而是一种集体性的配置，它将产生并规定相关的主体化的过程、个体性的分配及其在话语中的动态分布。不是主体之间的区分，而是配置解释了间接话语，配置在这种话语中自由呈现，解释了某种语音所呈现的所有语音，夏吕斯的一句独白所闪现着的所有少女，一种语言包含的所有语言，以及一个词语包含的所有口令。美国杀手“山姆之子”在一种祖先的声音的驱使下杀戮，而此种声音又是通过一条狗的声音传达的。陈述的集体性配置之观念至为重要，因为它能够解释社会性特征。不过，无疑可以通过（必然实现着集体性的配置）的陈述和行为的冗余来界定之。然而，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名词定义，而且甚至还不能为之前的立场提出证明，正是根据此种立场，冗余才没有被还原为一种单纯的同一性（或正是根据此种立场，才不存在陈述与行为之间单纯的同一性）。如果我们想要转向对集体性配置的一个实在定义，那么就要追问，（与陈述一起形成冗余或口令的）内在于语言的行为是由什么构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