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健（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169）
摘要：从斯蒂格勒为何会被误认为是加速主义者这个问题出发,可以窥探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斯蒂格勒确实认为日益加速的现代技术会推动社会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斯蒂格勒是一位加速主义者。恰恰相反,斯蒂格勒认为寻求对现代技术的不断加速正是现代技术的弊病之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厘清“时间在加速”与“技术在加速”这两个彼此纠葛的悖谬现实,不再沉迷于“技术决定论”的藩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斯蒂格勒相信并指出了一条反自动化的救赎之路,而这也说明了加速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于它没有为加速的技术预留可能性的空间。
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发展与现代技术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加速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新的关注焦点,罗宾·麦凯(RobinMackay)与阿尔门·阿瓦内西恩(ArmenAvanessian)于2014年编辑的文集《加速:加速主义者读本》在学术界引起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献都谈到了技术,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晚近的德勒兹(GillesDeleuze)、瓜塔里(Pierre-FélixGuattari)、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奈格里(AntonioNegri)等哲学家都将技术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1]42。
而上述文本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一些现象学的思路。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技术现象学的角度来对加速问题进行审思。这对于法国技术现象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来说亦是如此。
无疑,斯蒂格勒的思想与加速主义思潮存在着一种复杂的联系。众所周知,斯蒂格勒对于现代技术的批判占据其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其技术之思对人-技关系和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当代最为重要的技术现象学家之一。
然而,斯蒂格勒在其著作关于“技术、记忆与时间”等关系的论述中,常常被描绘为一个加速主义者,乃至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的代表。
这种判断实则先入为主地为斯蒂格勒作了某些预设,丝毫无益于我们对斯蒂格勒思想的理解。所以,本文试图从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出发,来廓清斯蒂格勒对加速问题的讨论,并进一步说明斯蒂格勒的加速批判及其意义。
从表面上看,斯蒂格勒的思想
似乎表现出典型的加速主义特征,但实质上如果以反思为原则,不难看出斯蒂格勒是一位对加速问题进行批判的非加速主义者。当然,这并不否认斯蒂格勒具有某些加速主义的特征。
不同学者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加速问题进行研究,但“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一词却是在1976年才正式在文学作品中被提出,后来逐渐把加速问题系统化、理论化,并把理论矛头转向技术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制度。
所以,新生代的加速主义者们认为,技术作为物质性的力量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对象,在本质上它是工人阶级所必需的物质性的改造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要利用现存①技术现象学将技术不再局限在某种具体的形态,而是视作生活世界不断生成的过程,拓展了人与技术的多样化关系与逻辑结构,为我们提供更为清晰的分析视角。
的资本主义技术基础,而不是做摧毁机器的“卢德分子”,人与技术可以实现双向互动的共生。一方面是人可以让技术在社会系统内运转起来;另一方面,技术也将人激活,成为自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技术装置,并不站在人的对立面,而是人和技术结成了有机的联系,技术成为人的补充,这将形成一种改造现实的动力[2]。
概言之,加速主义与之前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就在于对待技术的态度,不应抵抗技术和生产力,而是人与技术联合为一种新生的力量。这在技术现象学中亦有所体现。
技术现象学作为现象学运动中专门考察技术问题的分支,认为技术可以通过自身的中介作用对存在者产生影响,即技术将会以中介的形式对感官接收到的现象进行转译,人的知觉经验将会被技术所形塑,逐渐形成或是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
所以,技术现象学的技术观着重考察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克服了技术工具论、技术乐观论、技术悲观论等技术观的缺陷①。师承现象学传统的斯蒂格勒同样认为,技术对人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斯蒂格勒用神话将其说明:在创世之初,埃庇米修斯没有赋予人像其他动物一样的特长,造成了埃庇米修斯的遗忘;普罗米修斯就盗取了关于技术的创造智慧和神火送给了人类,以弥补埃庇米修斯的过失,人类从此诞生。
所以,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3]210。这构成了斯蒂格勒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理解,技术对于人的意义来说既有生物学层面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的本体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