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的那些不足之处,往往是与一个个没能实现的空洞意愿对等的。由此,对意愿的宣告便显示了相对于理想的那本书的一种真实的/现实的谦逊。 常言道,序言只应最后读,结论反倒该先读;我们这本书也是这样,读罢结论再读其余部分会徒劳无益。
本书探讨的主题明显是处在时代风潮中的。可以指出这一风潮的迹象: 海德格尔向着关于存在论上的差异(Différence)的一种哲学的取向越来越得到强调; 结构主义的活动是奠基在那些分化开来的(différentiels)特征在共存空间(espace de coexistence)中的分布上; 当代小说的艺术不仅在其最抽象的反思中,而且在其有实效的(effectives)技法中,都围绕着差异与重复而转; 在所有领域都发现了重复所特有的力能,不管是无意识之领域、语言之领域,还是艺术之领域。 所有这些迹象都可以算在一种一般化了的反黑格尔主义的头上:差异与重复取代了同一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同一性与矛盾的位子。因为只有当差异仍然从属于同一的东西时,差异才内含了否定的东西,才会放任自己被带到矛盾那里。无论同一性是如何得到构想的,同一性之至上地位,都界定了表象(représentation)的世界。 但现代思想却诞生自表象之破产,也诞生自各种同一性之破灭,诞生自对所有在同一的东西的表象下起作用的力的发现。现代世界是拟像(simulacres)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不会在上帝死后幸存,主体的同一性不会在实体的同一性消亡后幸存。一切同一性不过是模拟出来的,由一个更深层的游戏、也就是差异与重复的游戏产生的一个光学“效应”。 我们想思考自在的差异[2],以及有差异的东西与有差异的东西的联系,而这种思考不依赖于表象的种种形式,其中这些形式则将有差异的东西重新引向相同的东西(the Same),并使它们经受否定的东西。
我们的现代生活是这样的: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在我们的外部和身上那些最机械、最具刻板类型的重复,并不断从中提取出种种微小的差异、变异和变更。 相反,那些秘密的、伪装的、隐蔽的重复则被一种差异所作的恒久置换赋予了生命,而且在我们的身上和外部恢复了种种赤裸而机械的、刻板类型的重复。 在拟像中,重复已经是针对一些重复的了,差异则已经是针对一些差异的了。是一些重复在重复着,是在分化的那个东西在分化着。 生命的任务就是使所有重复在一个分布着那一差异的空间中共存。本书在起初,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方向涉及到不带否定的差异概念,这正是因为差异既然不从属于同一之物,也就不会、也“无须”一直走到对立、矛盾; 另一方向涉及一个关于重复的概念,按这个概念,种种物理的、机械的或赤裸的重复(即相同之物的重复)在一种隐蔽的重复(其中,一种“微分的”东西 在伪装和置换着)之更深层的结构中找到了自身的理由。 这两项研究自发汇合了,因为纯粹差异、复杂的重复这两个概念似乎在任何场合都会统一、混淆在一起。差异那恒久的发散与恒久的去中心化,都紧密对应了重复之中的一种置换与一种伪装。
祈求于纯粹差异是有危险的——这些差异是从同一之物中解放出来的,不再依赖否定之物。最大的危险便是陷入优美灵魂的诸表象:没有别的,只有远离血腥斗争、可以和解和联合起来的差异。那个优美灵魂说:我们有差异,但并不对立……而问题(problème)之观念——我们会看到它是与差异之观念相关联的——似乎也滋养着优美灵魂的种种状态:只有问题与发问(questions)才算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当问题达到其特有的实定性(positivité)程度,当差异成为一种相应的肯定之对象时,这些问题便解放了一股力能去攻击、遴选——这种力能恰恰说是通过废黜优美灵魂的同一性、通过击碎它的善良意志而破坏了优美灵魂。[3] 成问题的东西( Le problématique)与微分的东西规定了斗争或毁灭,而相对于这些斗争或毁灭,否定之物的斗争或毁灭只不过是些表相,而优美灵魂的祝愿则不过是沉溺于表相的一些装神弄鬼(mystifications)。 拟像要做的不是成为一份复制品,而是颠覆一切复制品,同时也颠覆了原型相(modèles):任何思想都变成了攻击。
一部哲学书一方面应当是某种非常特殊的侦探小说,另一面应是某类科幻小说。说它是侦探小说,我们想说的是概念应当为解决局部的情况,而以一种在场的范围来介入。 它们本身是随着问题而变的。它们有影响范围,在其中,它们是在与“一出出戏剧”的关联中,通过关于某种“残酷”的途径而得到运用的。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一点。 它们之间应当有种连贯性,但这种连贯性不应该来自它们。它们应该从别处接收了其连贯性。
Julien Grudzinski Eternal cells,2015
Julien Grudzinski Eternal cells,2015
Jacques Villon,The Workshop of a Mechanic , 1914,图源:哥伦比亚艺术博物馆
Jacques Villon,The Workshop of a Mechanic , 1914,图源:哥伦比亚艺术博物馆
在另一个意义上,科幻小说这一面就显露出了弱点。如何别样地书写人们不知道或不太知道的东西?正是对于这些东西,人们必然要想像自己有话要说。人们只在自己知识的尖点上、在这一极尖的点上书写,而这个点就分开了我们的知识和无知的东西,并使一者过渡到另一者。 只有以这种方式,才会下决心书写。填补无知,便是将书写推到明天,或者不如说是使书写不可能。这里可能有种与书写的联系,比书写与死亡、与静默所维持的联系更有威胁性。因此,很遗憾,我们是以非科学的方式来谈科学的,而对此我们也很清楚。
这样一个时代临近了,几乎不可能再像那么久以来那样写哲学书了:“啊!陈旧的风格……”对哲学新的表达方式之寻找是由尼采揭幕的,而今则应当在与其他艺术形式——例如戏剧或电影上的更新之联系中继续下去。 从这个方面看,我们从今往后可以提出对哲学史的使用问题。在我们看来,哲学史应该扮演与一幅绘画上的一种拼贴类似的角色。哲学史,是哲学自身的再生产。 对哲学史的报告应当作为真正的复身起作用,而且包含着复身特有的最大限度的变更(可以想像在哲学上留大胡子的黑格尔,在哲学上剃光了胡子的马克思,就像添了小胡子的《蒙娜丽莎》那样)。 应当将关于过往的哲学的一本真实的书当成想像的虚构著作来讲述。人们知道博尔赫斯擅长为想像出来的著作写报告。不过,当他将一部真实的书,例如《堂吉诃德》,看成[5]想像出来的作家皮埃尔·梅纳尔(Pierre Ménard)再生产出来的想像性著作时,他就走得更远了,而梅纳尔则被博尔赫斯当成了真实存在的作者。因此,最精确、严格的重复是与最大程度的差异相关的(“塞万提斯、梅纳尔的文字语言完全相同,然而梅纳尔丰富多彩的程度几乎是塞万提斯望尘莫及的”)。 对哲学史的那些报告应当再现对文本的某种慢镜头、冻结或静态化,而这个文本不只是与这些报告有联系的文本,也是这些报告位于其中的文本,以至于这些报告有种双重的实存(existence),还将那个先前的文本与当下的文本在互相之中的纯粹重复当成了双重的理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了临近这种双重的实存,有时恰恰应当把历史上的评注整合到我们的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