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福柯在 1952 年首次见面，10 年后成为朋友，当时福柯试图为德勒兹谋得在克莱蒙费朗大学的教职而没有成功。

1963 年，德勒兹写了评论福柯《雷蒙·鲁塞尔》的文章，1966 年，他写了评论福柯《词与物》的文章，称该书是“了不起的著作，充满新思想”。70 年代，德勒兹又发表了两篇文章，高度评价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

1960 年代，他们都对尼采、克罗索斯基感兴趣。1966 年，他们开始一同编辑法语版《尼采全集》，合写了《导论》。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让福柯印象深刻。

德勒兹关于力的关系的超验场概念为福柯的《性经验史》卷一对权力的分析提供了基础。1969 年，福柯发表了对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的短评，次年以长文评述了这部著作和《感觉的逻辑》，并以那句广泛被引用的论断开始：“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是德勒兹式的。”

两人深受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影响，虽然都未直接介入其中。1969 年，福柯帮德勒兹谋得了在樊赛讷新创的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授的位置。他们在 70 年代初共同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福柯在 1971 年初成立的监狱信息小组（GIP），还有反种族主义运动“黄金下降”。德勒兹参加了福柯 1971—1972 年在法兰西学院论比埃尔·李维尔案件的研讨班。二人都为以瓜塔里（Guattari）为首的“机构的探索与形成研究中心”出版的刊物《探索》杂志写稿，包括为同性恋辩护的文章《三十亿倒行逆施》。

1972 年初，福柯同德勒兹等人在法务部庭院静坐，抗议不合理的监狱制度，福柯再次被捕。释放后翌日，福柯陪同萨特前往造反中的雷诺汽车厂，支持工人。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卷一《反俄狄浦斯》出版，福柯向德勒兹祝贺时说：“应该摆脱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德勒兹回答：“我负责弗洛伊德，你对付马克思，好吗？”

他们在政治和理论上最默契的合作是 1972 年 3 月的这场访谈。他们不赞成理论与实践之间单一的统一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福柯指出，60 年代的革命证明群众不需要知识分子来认清局势，他们看得很清楚，却因权力系统阻拦而无法表达。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力体系的对象和工具，因此，应该放弃“代言”之欲望，“就地”与权力形式斗争，而斗争应该发生在“知识”、“真理”、“良知”或“话语”等秩序之中。因此，理论就是一种实践。德勒兹也指出，理论要求相关人士从实践角度为自己说话。

德勒兹和福柯的观点在后来的著作中多次出现。而德勒兹向詹姆斯·米勒说明了他与福柯分歧的很多原因：“唯一重要的是，多年来我在政治上一直追随福柯，在某一刻我不再完全赞成他对很多问题的见解。”导致见解相异的事件包括巴以问题、“新哲学家”和柯罗桑等事件。此后，两人很少见面。德勒兹写道：“我们各走各路，写各自的书。我敢肯定他读我的书，我也怀着激情读他的书。但我们彼此不怎么说话。我感觉我需要他，而他不怎么需要我，我不为此悲伤。毕竟福柯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

在汪民安的访谈中，福柯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透露了更多细节：

他们有个疏远的过程。让他们疏远的时刻主要有两个。 首先《性史》多少让德勒兹不悦，因为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也是有关性的，只不过他批判康德、精神分析，目的是重新阐释精神分析，而福柯完全摆脱了这个领域，做的是精神分析的谱系。 第二，那时欧洲蔓延着恐怖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尤为严重，不过没有蔓延至法国，因为法国极左的一些知识分子敌视恐怖主义。德国、意大利的恐怖主义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恐慌。德勒兹，尤其是瓜塔里却大肆接待这两个国家的恐怖主义者，跟他们一起反对德国、意大利的警察，宣称这是法西斯国家。而福柯却认为如果说那是两个法西斯国家，那么施行法西斯的是欧洲的民主。那时，德国、意大利都是民主国家。后来，福柯接受意共党刊邀请去做访谈，目的是让法国远离那种极端思想。德勒兹更多地是无政府主义者。 福柯和德勒兹相互欣赏。福柯最后生病住院时，德勒兹曾到医院看望。那时，艾滋病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医院禁止探望。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避免照片、视频流出，引来警察等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们通过留言交流。福柯去世后，德勒兹也在追悼会献词。后来，他对我照顾有加。德勒兹去世后，我与他的家庭也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们算得上唯一能相互倾吐的对象。福柯思想中黑格尔的色彩非常浓厚，也就是有种强烈的否定性，比如疯癫、疾病、死亡等，这些都是黑格尔哲学经常谈论的对象。但从 70年代开始，德勒兹开始从尼采哲学吸取积极的哲学，福柯对尼采的兴趣或许来自德勒兹。

• 米歇勒·福柯：一个毛派分子对我说：

就萨特来说，我很理解他为什么是和我们一伙的，为什么他搞政治以及在什么意向（sens）上搞；而就你来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也理解一点，你一直都在提禁闭问题。不过对于德勒兹，我真的不理解。

这个问题让我出奇地震惊，因为对我来说，这在我看来非常清楚。

• 吉勒·德勒兹：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正以一种新方式亲历着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人们或者将实践设想为理论的应用，一种后果，或者相反地设想：实践应该启发理论，实践本身对于一种有待到来的理论就是创造性的。无论怎样，在一种或另一种意向上，人们都是以一种总体化过程的形式来设想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或许，对我们来说，问题是别样地提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要局部得多、片段式得多。 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有关一个小的领域，而它能够在离得多少有距离的另一个领域中得到应用。应用这一联系从不属于类似。 另一方面，一旦理论深入了自己的领域中，它就会通向障碍、墙和碰撞，而这就使得它有必要被另一类话语（正是这另一个类型使得一个理论在需要时转到一个不同的领域）所接替。 实践就是从理论上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接续（relais）之集合，而理论则是从一种实践到另一种实践的一种接续。任何理论

都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障碍，这时就需要实践来穿越这一障碍。比如您就是这样，一开始，您对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病院这种监禁场所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之后您体会到让被监禁的人为自己说话这种必要性，他们对你来说就构成一种接续（或者与之相反，对他们来说您已经是一种接续），而这些人就处在监狱里，他们就在监狱里。您成立监狱信息小组是出于这种考虑：创造条件以便让犯人自己说话。像毛派分子可能会说的那样，您通过应用自己的理论而投身实践，这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既没有什么应用，也没有什么改良计划，也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所谓调查。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接续系统，它处在整体之中，处在一个由片段和碎片构成的多元体中，而这些片段和碎片既是理论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对我们来说，理论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主体，也不是某种良知/觉悟（conscience）的代表或有代表性的良知/觉悟。采取行动和斗争的人们不再被他人代表，无论是政党还是工会，后者反过来只会窃取做某些人良知/觉悟的权力。谁在说话？谁在行动？行动和说话的永远是一个多元体，即便对于说话和行动的个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都是集合体（groupuscules）。不再有什么代表，只有行动，只有在接续或网络关系中存在的理论的行动和实践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