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对电影图像与符号作一番概述。这项工作不仅是运动-图像到另一图像类型的过渡间隙,更是面对电影-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个最困难问题的时刻。事实上,这些电影语言关系可能在调节着某种电影符号学(Semilogie)的可能性。克里斯强・麦茨在这个问题上倍加谨慎。他不问:电影在哪些方面是语言系统(法语 Langue)(众所周知的人类普遍使用的语言)?而是问:“电影在什么条件下应被看作是一个语言(法语 Langage)?”他的答案有两层含义, 因为它首先涉及一个事实,然后涉及一个近似法。历史事实是,电影已被构成如今的模样,成为叙事的,讲述一个故事并排斥其他可能的方向。近似法是:自此,图像的连续甚至每个图像、单一镜头都被类比成命题,或更确切地讲,口头陈述(utterances)、镜头被视为一个最小的叙事陈述。麦茨本人坚决赞同这种类比的假设特征。但他的加倍谨慎似乎只是为了成全最终的轻率。他提出了一个十分严格的法律问题(拉丁文:quid juris?),但他却用一个事实和一种近似法来解答。由于他以陈述替代图像,他可以并且必须使用一些不专门属于语言,但又决定某种言语行为陈述的规定性,哪怕这种言语行为不是词语的并且独立于语言而发挥作用。因此,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的原则在界定没有语言(信号 [sémies])的言语行为时兑现了,它不仅包括电影,还有肢体语言、服饰语言甚或音乐语言……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再在电影中 寻找那些只属于语言的特征,如双向连接。相反地,人们可以在电影中发现那些必须适用于陈述的言语行为的特征,如它们在语言内和语言外的使用规律,如组合关系(相对在场单位的连接)和聚合关系(在场单位与可比较的缺场单位的分离)。电影符号学是研究语言模式,特别是意群学图像的学科,是其主要“代码”的构成之一、这样,我们走进了一个怪圈,因为这种组合关系意味着图像事实上被类比为陈述,又因为这种组合关系使图像直接成为陈述的可类比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康德式恶性循环:使用组合关系是因为图像是陈述,而图像之所以是陈述又因为它从属于这种组合关系。我们用陈述和“宏大的组合关系”的组合替代了图像、符号,以至于符号本身的概念要从这门符号学中消失。符号的消失无疑有利于能指。影片如同一个本文,只是略有差异,这种差异与徐莉亚・克里斯朵娃(Julia Kristeva)的学说中表面陈述的 “现象本文”与结构的、建构的或生成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基因本文”的差异有可比性 1。
关于叙事的第 1 个困难:叙事不是普通电影图像的表面主题,即使历史上的图像也是如此。当然,在此无须讨论麦茨对美国模式的历史事实分析的那些章节,美国模式已经构成了叙事电影 2,并且他承认这种叙事本身间接包含了剪辑:因为许多语言代码与叙事代码或组合关系相互影响(不仅是剪辑,还有停顿、视听关系、摄影机运动等 等)。同样,麦茨也不认为让人们意识到现代电影叙事中无拘束的混乱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要解决它, 只需指出组合关系的结构变化 3。因此,困难在别的地方:麦茨认为叙事涉及一种或多种代码,如同涉及许多潜在的语言规定性一样,叙事由此产生并作为表面主题进入图像。相反,我们认为叙事只是表面图像本身及其直接配合的结果,而绝不是一个主题。所谓经典叙事直接来自运动-图像(剪辑)的有机构成,或者来自根据感知运动模式规律划分的感觉-图像、动情-图像、作用-图像。 我们会看到,叙事的现代形式来自时间-图像的构成和类型,即“可读性”。叙事从来不是图像的表面主题,或者提供图像基础的某种结构的效果;它是表面图像,感性图像本身的结果,正如它们首先界定自己一样。
困难的症结是把电影图像比作陈述。这种叙事陈述因 此必须发挥相似性或类比性的作用。因此,它使用符号,使用一些“类比符号”。所以,符号学需要经过双重转换: 一方面,把图像归结为一个从属陈述的类比符号;另一方面,给这些符号编配代码以便发现这些陈述的潜在语言 (非类比)的结构。一切界于类比陈述和陈述的“数字”或数字化的结构之间 4。
然而,准确地讲,一旦人们用陈述替代图像,人们就赋予图像一种虚假表象,抽掉了其最真实的表面特征:运动。5 因为运动-图像,从相似性的意义上讲,不是类比的:它与它所表现的客体并不相似。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第 1 章指出:如果将运动从运动体剥离出去,图像与客体便无任何差别可言,因为差别只反映在客体的静止。运动-图像,是客体,是在作为连续功能的运动中捕 捉到的事物本身。运动-图像是客体本身的调制(modulation)。在这里,存在“类比性”,但不是相似性意义上的类比性, 而是确定调制意义上的类比性,如所谓的模拟机器。反对者认为,这种调制一方而涉及相似性,但只是为了评估连续的程度;另一方面,它还涉及某个能够“数字化”类比的代码。然而,在这里只有当人们凝固运动时,这一切才是真实的。相近与数字,相似性与代码,它们至少都是模子(mould),前者因其感性形式,后者因其可理解的(intelligible)结构:这也是它们之间能够顺畅沟通的缘由 6。但这种调制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赋予模子以多种形式,它是模子在每个操作瞬间的转变。如果说它涉及一种或多种代码,这是因为它通过代码的嫁增加它的力量(如电子图像)。相似性和编配代码本身是拙劣的手法。代码不能发挥很大作用,即使像符号学要求的那样增加它们的数量。倒是这种调制在支配着这两个模子,把它们变成辅助手段,不顾一切地从中汲取新力量,这种调制是真实的操作,它构建并且不断重构图像与客体的一致性。7
帕索里尼这一极其复杂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可能遭到误解。翁贝尔托・埃柯指责他“在符号学方面的幼稚”。这使帕索里尼愤然不平。这就是诡计的命运:在大智若愚者面前装天真。帕索里尼似乎希望比符号学家们走得更远,他希望电影是一种语言,希望它具有双向连接(镜头相当于词素[monne],客体也可以出现在画框中,“影素”[cinemes]相当于音素[phonemes])。他似乎是要回到普遍使用的语言的主题上来。不过,他补充说:这是真实的(……)语言。“一种真实的描述科学”,是符号学尚不为人所知的一种特性,可以超越“现存言语行为”,无论是词语的或非间语的。他是否想说运动-图像(镜头)包含运动所表现的变化或生成的第一种联接,还包含有关客体的第 2 种连接,运动在这些客体之间得到确立,并同时成为图像(影素)的组成部分?若此,要反对帕索里尼的观点将是徒劳的,因为客体只是一个参照,而图像是所指的一部分:真实的客体已经变为图像的单位,与此同时,运动-图像也变成一个通过它的客体“说话”的真实 8。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从未停止过以各种方式获得某种客体的言语行为,如在卡赞的作品中,客体是行为功能;在雷乃的作品里,它是心智功能;在小津安二郎的作品里,是形式功能或静物;在杜甫仁科和以后的帕拉让诺夫的作品里,它是物质功能,一种由精神托起的沉重材料(《石榴的颜色》无疑是客体物质言语行为的杰作)。
事实上,这种真实的语言绝非是一种言语行为。它是运动-图像的系统,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已经看到,它被界定在一个垂直轴心和一个横向轴心上,但这两个轴心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毫无牵连,它们构成两个“过程”。一方面,运动-图像表现一个变化的整体,并形成于各客体之间:这是分化(differenciation)的过程。因此, 运动-图像(镜头)有两面,一是它表现的整体,一是它贯穿的客体。整体根据客体不断地分解,又把它们重新聚合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由此变成彼。另一方面,运动-图像包含间隙:如果将运动-图像同间隙联系起来,就会出现不同种类的图像以及构成它们的符号,每个符号承载一个图像,一类符号承载一类图像(如,感觉-图像是间隙的一端,作用-图像是它的另一端,而动情-图像则居间隙之中)。这是特定化的作用(specification)的过程。这些运动-图像的合成物(composé),在特定化的作用和分化的作用两个角度上,形成了一种体貌特征质料,其中包括有各种调制的一些特点(traits):感觉的(视听的)、动感的(kinetic)、加强语意的、触动性的、节奏的、调性的,甚至言语的(verbal)(口头和笔头的)。爱森斯坦先是把这些质料来比作表意文字(idéogrammes),之后,又进一步比作原语言(proto-langage)或者原始语言(langue primitive)那样的内心独白。但即使具有言语的成分,体貌描述质料既不是一门语言,也不是一个语言系统。它是可塑的一团东西,一个非能指(a-signifying)、非句法(a-syntaxic)的质料,一个不是由语言形成的质料,尽管它不是无定形(amorphous),而是在符号学、美学、实用主义上形成的。9 它理应是它所规定的东西的一个前提。它不是一个陈述行为,也不是陈述本身,而是一个可陈述的东西。我们想说:当言语行为拥有这种质料时(它必须这样做),这种质料就会制造一些陈述以支配或者其至替代图像和符号,而且这些陈述也会呈现语言的直接特征,如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与它们原初的样子大相径庭。所以 我们不应该把 Semiologie , 而是应该把“Semiotique” 界定为独立于一般语言的图像和符号系统。当我们强调语言学仅仅是 Semiotique 的一部分时,我们不再像对 Semiologie 那样,说存在着没有语言的言语行为,而是说语言只存在 于它对它所转換的非语言质料做出的反应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陈述和叙事不是表面图像的一个主题,而是来自这种反应的结果的原因。叙事存在于图像本身之中,但它不是给定的。至于有关弄清是否存在纯电影意义上的、电影学内部的、默片字幕表现的、有声片口头表述的陈述问 题,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涉及这些陈述的特殊性, 涉及它们所属的图像和符号系统的条件,总之,涉及相反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