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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的今天（11 月 4 日），德勒兹受不了肺病的折磨，从窗户往外划出了一条逃逸线，也是一条死线（ligne de mort）。

在 3 天后发表的悼文中（11 月 7 日），好友李约塔（Lyotard）想起了这句话：

“他说，他写是要飞。”

这两年，因为译德勒兹的研讨班，我把他的书都摸了一遍。摸得越多，他的死就越是压在我的心头，我就越是无法绕过这个极其有强度的决定。

“一切都必须以强度来解释。”

如果我们也信这一点，那么，他必然是在自己搭的“巴别塔图书馆”这个内在性的平面上溜冰溜到飞起，在文学的元宇宙里天马行空地爽惯了，不愿像株植物一样，挂在呼吸机上混吃等死。

这就是这一个生命的强度：重质，而不是数着“过日子”的量。

前两天看他谈宗教画时，有一句：

正是有了上帝，一切才是被允许的。不仅仅是在道德上，既然暴力与无耻总会找到神圣的正当理由；而且还是在美学上，以重要得多的方式，因为那些神圣的形象是由一种自由的创造工作、一个允许了一切东西的突发奇想所贯穿而成的。 （《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第 2 章“关于古代绘画与具象的关系的思考”，引用有改动）

在他的形而上学系统里，正是有了他这副“神圣的形象”，才有了我这样的“小德勒兹分子”（les petits deleuziens）沿着他的辟路前行。

今天他不在了，更是怎么来都可以了：我们怎么“鸡奸”他的文本，生下一堆怪宝宝（monstrous infants），安上他的姓或名来讲我们自己的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也不会在他脸上荡起一个褶子。

然而，这一缺失、虚空却逼迫我们不断分叉，让他那“一种自由的创造工作、一个允许了一切东西的突发奇想来贯穿”所有“可感的领域”，“不同感觉的所有层面”（同上引）。

德勒兹死了，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了。

前两天，我请保罗·帕顿在德老师逝世 27 周年纪念日上说两句，他就把当年德老师逝世后，他的网站“激进哲学”上发布的讣文《吉勒·德勒兹，1925~1995 年：一个圣徒》改了改、加了脚注，并嘱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