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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纪·杜穆尔（Guy Dumur）进行的访谈，刊于法国报纸《新观察者家》（Le Nouvel Observateur）1967 年4月5日，第 40~41 页；英译本 pp128-130.
德勒兹论及了尼采文集的发布、对尼采作品的题目分析。尼采的许多作品在死后被妹妹大量修改，使它们对纳粹更具吸引力：“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把给予许多纳粹解释权的极其有害的作品拼凑在一起，”“她没有伪造文本，但我们很清楚，有其他方式去曲解作者的见解，即使仅仅是从他的论文中任意选取。”
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是他出版的第二部书。尼采在当代法国的意义：“对他来说，不再以“自我（self）”或“我（I）”的名义来抗拒压迫结构了”，德勒兹说。“相反，就好像‘自我’和‘我’是这些结构的帮凶。”
Propos recueillis par Guy Dumur, Le Nouvel Observateur, 5 avril, 1967, pp. 40-41.
杜穆尔：[尼采哲学著作全集的编辑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吉勒·德勒兹：问题在于根据由尼采写作的日期，对其死后留下的笔记——遗物（德语 Nachlass）进行重新分类，并且将它们放在同时代的著作后面。在尼采死后，其中一些笔记被滥用来构成了《权力意志》一书。因此，这关系到的是重建精确的时序。这也是为何第一卷——《快乐的科学》中超过一半是由日期来自 1881~1882 年的前所未见的片段构成的。我们对尼采思想及其创造手法的构想，可能将由此被深刻改变。这一版本会同时在意大利、德国和法国面世。不过我们要把这些文本归功于两位意大利人即科利（MM. Colli）和蒙蒂纳里（Montinari）。
杜穆尔：您会怎么解释是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来实行了这项工作呢？
德勒兹：或许德国人所在的位置不好。他们已经有了大量自己受用的版本，尽管笔记曾被武断地处置。另一方面，尼采的手稿一度是在魏玛，也就是在东德，在那里，意大利人会比西德人得到更好的接待。最后，德国人无疑是难堪的，因为他们曾经接受了尼采的妹妹所实施的《权力意志》的版本。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zabeth Forster-Nietzsche）做了一项很有害的工作，那是有利于所有纳粹的阐释的。她并未伪造文本，但我们知道，存在着其他歪曲思想的方式，即便是从作者的文稿中进行一次任意的挑拣。尼采的概念，像是“力”（force）、“主人”，是相当复杂的，以至于可以通过类似的切割而遭到背叛。
杜穆尔：译文会是新的吗？
德勒兹：是全新的。这对于临终前的著作尤为重要（存在着一些糟糕的解读，对此伊丽莎白·尼采和彼得·加斯特 [Peter Gast] 难辞其咎）。将要出版的前两卷——《快乐的科学》《人性的，太人性的》，其译者是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和霍拜尔·霍维尼（Robert Rovini）。这完全不是说昂希·阿勒拜尔（Henri Albert）、率内维耶夫·比安基（Genevieve Bianquis）此前的翻译是拙劣的，恰恰相反；但如果最终要将尼采的笔记与其作品一起出版，则要重头开始和统一术语。在这个方面，了解一下尼采如何被引入法国是很有趣的：并非由“右派”引入的，而是由夏尔勒·昂德略（Charles Andler）和昂希·阿勒拜尔，他们代表着一整个社会主义传统，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杜穆尔：您认为此时的法国有一种“回到尼采”吗？如果有，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