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索蒂（Sylvano Bussoti），《为大卫都铎所做的五首钢琴曲》（Five Pieces for Piano for David Tudor.）/ 2

布索蒂（Sylvano Bussoti），《为大卫都铎所做的五首钢琴曲》（Five Pieces for Piano for David Tudor.）/ 2

with Félix Guattari: "Rhizome: Introduction"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6). Reprinted in revised form in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enie tome 2: Mille plateaux (1980.1 below).

"Rhizome" in I and C 8 (1981) by Paul Foss and Paul Patton. Also translated by John Johnston in Deleuze and Guattari, On the Line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我们是成双地写下《反俄狄浦斯》的。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多个人，这就已经是很多人了。而在这里，我们则用了所有接近我们的东西，从最远的到最近的。我们彼此分配了巧妙的化名，以使它们难以辨认。那为何我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呢？习惯使然，仅仅是习惯。为了使我们自己难以被辨认。为了不仅使我们自身难以被感知，还使我们行动、体会和思想的东西难以被感知。还因为，像所有人那样说话是很愉快的，比如说太阳升起了，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种说法。这不是要达到人们不再说“我”这个地步，而是达到说不说“我”已無關緊要这个地步。我们不再是我们自身。每个人都会认出自己的东西。我们是已经被协助、被赋予灵感（法语 aspirés）、被成倍增多了的。

图式：The drawings below are a method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A Thousand Plateaus, created as a means of understanding.

书没有对象，也没有主体，而是由多样地形成的材料，以及一些迥异的日期和速度所做成的。一旦把一本书归属于一个主体，就忽视了对种种材料的这一劳作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外在性。（这相当于）人们为一些地质学式运动编造了一个好的上帝。在一本书中，正如在任何事物中，有一条条衔接（articuiation）线或节段性（segmentarité）之线，各个层（strates）和各个领域性（territorialités），但也有逃逸线（ligne de fuite），也有解域（détteritorialisation）和脱层化的运动。沿着这些线的那些相对流速，引起了相对延迟的现象、粘滞现象，或者是相反地，引起了加速现象和断裂现象。这一切——种种的线和可度量的速度，就构成了一个装配。一本书是这样一个装配，这样一个无所归属的东西。它是一个繁复体（multiplicité）——但当这个多（the multiple）不再被归属到什么东西上，也就是当它被提升到名词状态时，人们还不知道“多”内含的是什么。一方面，一个机器性（machinique）装配被转向了一些层，而这些层无疑将它变为了某类有机体，或者一个示意的总体，又或者被归属于一个主体的一种规定性，然而，这一装配同样也被转向了一具无器官的身体，后者不停取消着那个有机体，不停使那些非示意的小品词、也就是那些纯粹的强度（intensities）得以经过和循环，也不停把一个个主体归属于这具无器官的身体，只留给主体一个名字，作为一种强度的痕迹。一本书的无器官的身体是什么呢？那可以有许多具，要看被考察的线的本性、这些线特有的成分和浓度，以及这些线汇聚于一张“一致之平面（plan de consistance）”的可能性，而正是这个平面确保了对这些线的挑选。在这里，正如在别处一样，关键在于度量单位：量化书写。一本书所说的东西和书的做法之间没有差异。所以，书不再有对象。作为装配，它不过是自身与其他的装配相连接着，与其他无器官的身体相联。我们再也不问一本书想说什么了，无论是问能指还是问所指；在一本书中我们不会寻求理解什么，而我们自问的是，它和什么一起运作，连接什么会使种种强度经过它（或者没有经过），它将自身这一繁复体引入了哪些其他的繁复体，或者在其他的繁复体中变形了自身，而且它又令其自身这具无器官的身体与哪些无器官的身体相汇聚。一本书只有通过外部（dehors）并在外部而存在。这样的话，一本书本身作为一架小机器，这架文学机器和战争机器、爱的机器、革命机器等等，乃至和带动它们的一架抽象机器之间，又处在什么可度量的关系中呢？这下轮到度量这一关系了。我们被指责太频繁地援引文学家。但写作时，唯一的问题就是要知道，文学机器能够或者必须被接通到哪种其他的机器上，才得以运转。克莱斯特（Kleist）与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卡夫卡与一部闻所未闻的官僚机器……（如果一个人凭借文学 [par littérature] 而生成为动植物，那会怎样？这当然不是在字面意思上 [littérairement] 说的。难道不首先是通过语音，人们才生成为动物吗？）文学是一种装配，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也从没有过意识形态。
我们说的并非其他东西：繁复体、线、层和节段性，正是逃逸线和强度，是机器性装配及其不同类型，是那些无器官的身体以及对它们的构建、挑选，是一致之平面，还有每种情形中不同的度量单位。测层仪（stratomètre）、计损仪、浓度的 CsO 单位、汇聚之 CsO 单位，这些不仅形成了对写作的一种量化，还将写作界定为总是对其他事物的度量。写作与表意完全无关，却有关甚至是对将来的地域的（土地）丈量，即绘制地图。

根、侧根和块茎

书的第一个类型，是“根-书”。树已经是世界的那个图象，或者说，根是世界-树的那个图象。这是经典的书，作为有机的、示意的和主观的那个美妙的内部性（书的各个层）。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通过其自身特有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引向的正是那些自然不能或不再能做出的东西。书之法则，正是反映之法則，即太一（le Un）生成为二。那书的法則又怎能在于自然中，既然它统辖着世界与书、自然与艺术之分本身？一生成为二：每当我们遇到这个说法，即便那是被毛泽东战略性地陈述出来，还是被人们所最为“辩证地”理解的，我们面临着的就正是最为经典、深思熟虑、古老、令人疲倦的思想。自然不是这样起作用的：那些根本身在自然中是直根（pivotantes），具有更为大量的、侧面的和环绕的分枝，而非二元分化的分枝。精神落后于了自然。甚至，书作为自然现实（réalité naturelle），也是可旋转的（pivotant），有它的轴和围绕着的书页。但是，书作为精神现实，也就是作为图象的那个树或根（l’Arbre ou la Racine），却不停展现着一生二、二生四的法则……二元逻辑是“根-树”的精神现实。即使是语言学这样“领先的”学科也将这一“根-树”保留为其基本的图象，而根-树则使语言学与经典的反思连结在一起（乔姆斯基和他的音义段的树状图就如此，从一个点 S 开始，以二元分化来发展）。可以说，此种思想从未理解繁复体：繁复体必需假设一种根本而强力的统一性，遵循着一个精神性的方法来达到二。从对象的角度来说，遵循自然的方法，可以直接从太一达到三、四或五，但条件始终是拥有一种根本而强力的统一性，即支撑着次级根的那一主根（pivot）的统一。这并没有使我们走得更远。取代二元分化之二元逻辑的，不过是连续循环之间的双方都是单义的（bi-univoques）关系。直根并不包含繁复体，二歧（dichotome）根也是如此。一个运作于对象中，另一个运作于主体中。二元逻辑和双方都是单义的关系仍支配着精神分析（在对施黑伯病例的弗洛伊德式解释中的妄想之树）、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信息论。

Paragraphs 4-5

侧根系统，或者说须根，是书的第二个形象，而我们的现代性正是自愿地仰仗于它。这一回，主根已然夭折，或者，它的末端被摧毁了；嫁接在它上面的，是次级根组成的随便一个紧接着的繁复体，而这些次级根蓬勃生长着。这一回，自然现实出现在了主根的夭折中，但主根的统一性仍存续了下来，作为过去或将要到来（à venir），作为可能性。而我们要追问，是否自反的（réfléchie）精神现实并没有展现对一种还要更全面的隐秘的统一性或一种更有延展性的总体性的那一需要，来平衡（compense）这一事态。不妨采用布洛斯的剪切（cut-up）法：将一篇文本折叠（pliage）进另一篇，这就构成了多重的（multiples）、甚至是不定的根（可以说是一根插枝），对于所考察的文本，它内含着一个增补的维度。正是在折叠的这一增补维度中，统一性继续着其精神性的劳作。正是由此，被最为坚定地分成许多份的著作也可以呈现为全集或者那部巨著（le Grand Opus）。用来使那些系列增殖或者使一个繁复体生长的大多数现代方法，在一个方向上，比如线性方向上，是极为有效的，而一种总体化的统一性却在另一维度中，也就是一个循环或周期的维度中，更加显示出来。每当一个繁复体被一个结构所把握，其增长就被（结构的）组合之法则所作的一种削简（une réduction des lois de combinaison）所平衡了。使统一性夭折的人在这里正是天使的缔造者（拉丁语 doctores angelici），因为他们肯定了一种至上的、天使般的专门的统一性。乔伊斯的词语，被正确地称为是有“多重的根”，而它们只有提出了句子、文本或知识的一种循环的统一性，才粉碎了词语、乃至语言的线性统一性。尼采的格言只有指向了作为思想中未知的东西（le non-su）而呈现的永劫轮回的循环统一性，才粉碎了知识的线性统一性。如此说来，须根系统尚未真正与二元论决裂，而是有着一个主体和一个对象、一种自然现实和一种精神（Spirituelle）现实之间的互补性：统一性在对象中不断遭到阻碍，但一种新的统一性却在主体中取得了成就。世界失去了其中枢，而主体也不再能造成二元分化，但却在对于其对象的维度始终是增补性的一个维度中，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一种双重性或多因素决定（surdétermination）的统一性。世界已生成为混沌（chaos），但书仍是世界的图象，是侧根-混沌界（chaomos），而不再是根-宇宙（cosmos）。书的诡异的神秘化：碎片化了，反而更有总体性。作为世界的图象的书，无论如何这都是乏味的理念。确实，仅仅说“繁复体万岁”是不够的，尽管发出这一呼喊绝非易事。没有哪种印刷的、词语的、甚或是句法的技巧能足以使其被听见。必须形成“多”，但不是通过始终增加一个更高维度，而是相反，以最简单的方式，通过节制，在人们掌握的维度的层次上：即始终是 n-1（正是这样，1 才成为多的构成部分，即始终是被减去）。从有待构成的繁复体中减去独一无二者；在 n-1（的维度）上写作。这样的体系可称为块茎（rhizome）。作为地下的（法语 souterraine）茎，块茎不同于根和须根。球茎、小块茎都是块茎。具有根或须根的植物从所有其他方面看，也可以是块茎式的：问题在于知道是否植物学从其特性来说完全是块茎式的。甚至某些动物也是块茎式的，在其集群（meute）的形式中。老鼠们就是块茎。兽穴也是块茎，在所有其栖居、储藏、移动、躲避、绝交的功能之中。块茎本身有非常多样的形式，从其在四面八方分叉的表面延展，到凝固成球茎、小块茎。当老鼠们冲彼此窜动的时候（也是）。块茎中有最好的，也有最糟的：土豆和狗牙根，即莠草；动物和植物，狗牙根，就是螃蟹草。我们觉得，不举块茎的一些大致的特性，是无法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