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辩证法：划分的意指——求婚者的遴选 摹本与拟像——拟像的特点 再现的历史 颠倒柏拉图主义:现代艺术作品与拟像的报复— 永恒回 归的显在内容与潜在内容（尼采反对柏拉图） 永恒回归与 拟仿— 现代性
“倒转柏拉图主义”意味着什么？尼采将此视作其哲学的任务，或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视作未来哲学的任务。这一说法仿佛想说的是：废除各个本质所组成的世界和各个表相所组成的世界。然而，这样一个计划不是尼采特有的。对于各个本质、表象的双重否认（récusation）可以上溯黑格尔，甚至康德。认为尼采想说的是同一回事，那是可疑的。况且，“倒转”这一说法，显得过于抽象：这使得柏拉图主义的动机未能得到澄清。相反，倒转柏拉图主义应该意味着使这种动机昭然若揭，“逼问”这一动机——就如柏拉图逼问诡辩学者一样。
很笼统地说，理念论的理由，应该在一种关于挑选、分选的意志上寻找。这关系到的是形成差异。即区分“事物本身及其图像”，原本与复本，模本（modèle）与幌相。但所有这些表达都有价值吗？如果我们参照了分开的方法，柏拉图的计划才会真得出现。因为，这一方法并非一个辩证的程序。分开的方法聚集了辩证法的全部力量，借另一种力量来融合之，从而再现了整个系统。人们首先就会说，这一方法在于将一个属分成相反的种，来将所寻求的事物归入相应的种：这样，在寻求钓鱼的一个定义时，就有了连续的特定化（spécification）的程序。但这只是这一分开的肤浅的一面，其反讽的一面。如果认真对待这一面，亚里斯多德的反对就完全在理：分开应该是种坏的、不合法的三段论，因为缺一个中项，而中项能使我们下这样的结论：钓鱼属于获取的技艺，而获取则来自捕捉等等。
分开的真正目的应该去别处找。在《政治家篇》中，可以得到第一个定义：政治家，就是人们的牧人。可是，却涌现了各种竞争者——医生、商人、耕作者，都在说：“人们的牧人，就是我。”在《斐洞》（Phèdre）中，关系到的是定义谵妄，更确切地说，是区分有基础的谵妄和真爱。于是又涌现了许多乡愿（prétendants），说：“爱者，受启示者，就是我”。因此，分开的目的根本不是将一个属分成几个种，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挑选一些派系（lignée）：区分这些乡愿，区分出纯粹的与不纯粹的、本真的与非本真的。这就有了不变的隐喻，将分开和试金石一起对照。柏拉图主义乃是哲学式的奥德赛（Odyssée）；柏拉图的辩证法，既不是关于矛盾的辩证法，也不是关于对立的辩证法，而是一种“竞争的辩证法”，一种关于竞争者或乡愿的辩证法。分开的本质在一个属的各个种具有的规定性中，不以广度而出现，而是在对于谱系的挑选中，以深度而出现。
分选那些乡愿，从假的之中区分出真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柏拉图再一次进行了反讽。因为，当分开抵达这个真正的挑选的任务时，分开就好像放弃了完成任务，而转交给一个神话。这样，在《斐洞》，灵魂转世的神话似乎打断了区分法的努力；同样，在《政治家篇》，出现了原始时代的神话。这乃是区分法的第二个陷阱，他的第二个反讽，这是一种回避，一种表面上的回避和放弃。因为，实际上，神话并没有使得任务的进程完全中断；相反，神话是一个可以融合到区分法之中的一个因素。区分法的本质，就在于超越神话与辩证法的二元性，从而将辩证法的力量和神话的力量汇集到一起。神话，及其循环式的结构，是一种关于奠基（fondation）的叙事。正是通过神话，才有可能树立起一个模本，根据这个模本，才可以对每一个乡愿加以判别。应该得到奠基的，永远都是某一述谓（prétention）。每一个乡愿都有一个基础，而关于这一基础的述谓，可能是很好地奠基的、很坏的奠基的、缺乏奠基的。于是，在《斐洞》，灵魂转世的神话展示出，灵魂在投胎之前已经能够看到理念：就凭这一点，神话给予我们一个选择的标准，很好奠基的“狂热”或者真正的爱，只属于那些见多识广、恢复了对沉睡的回忆的人——感性的、短视的，相反，是假的乡愿。在《政治家篇》也是一样：循环的神话显示出，政治家作为“人民的牧人”的定义，从字面上来讲，只适合于某位最初的神；但是，一个选择的标准就出现了，据此标准，城邦中的不同人，不同程度上分有了神话的模本。简而言之，选择性的分有，是与挑选方法的问题相应的。
分有，最多只是第二位的拥有（avoir en second）。于是，出现了新柏拉图主义著名的三段式：不可分有者（l’imparticipable）、被分有（le participé）、分有者（le participant）。也可以说是：基础（le fondement）、述谓的对象（l’objet de la prétention）、述谓者（乡愿）（le prétendant）；父亲、女儿、女婿。基础，就是最先占有某一东西的，并且它将其给予分享，它将其给予乡愿，乡愿乃是第二位的拥有者，因此它可以通过基础的检验。被分有，就是不可分有者第一位拥有的。不可分有者给予分享，它把“被分有”给予“分有者”：好比，正义，正义的价值、正义者（义人）。毫无疑问，在这种选择性的分有之中，必须区分所有的程度、所有的阶层：是不是有第三位、第四位的拥有者，以至于无穷？直至那仅仅只拥有一个幌相、一个幻影，拥有者本身也只是一个幌相、一个幻影？《政治家篇》作了极细的区分：真正的政治家、很好奠基的乡愿，接下来是亲属、助理人员、奴隶，直至幌相和伪相。恶运会带给最后一批人，他们体现了假的乡愿的坏的力量。
这样，神话就构成了内在的模本，或者说检验的基础，根据这个模本或者基础，乡愿得以接受判别，他们的述谓受到权衡。正是基于这一条件，区分法继续并抵达其目标，其目标不只是概念的专门化，亦是理念的本真化，不只是“种”的规定性，而且亦是谱系的选择。然而，如何解释，在三部关于区分法的文本中，即《斐洞》《政治家篇》《智者篇》，《智者篇》却没有呈现任何奠基性的神话？理由很简单。因为，在《智者篇》之中，区分法是以悖论的方式加以运用的，不是为了找出真正的乡愿，而是为了围猎假的乡愿，以便定义幌相的存在（或者说幌相的非存在）。智者本身，就是幌相的存在，乃是羊角神 (satyre)，或者说半人马 (centaure)，或者说海神普罗泰 (Protée)，四处渗透、到处插手。但是，在此意义上，很有可能，《智者篇》的最后，已经包含了柏拉图主义的最奇特的冒险：在幌相一侧不断地探索，伸向幌相的深渊。在灵光一闪之际，柏拉图发现，幌相并非仅仅只是一种假的复本，反倒使复本的概念受到置疑，甚至连模本的概念也受到置疑。对智者所下的最后定义，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我们不再能够将苏格拉底与之区分开来：反讽者私下是通过简略的论据来进行反讽的。是不是要把反讽推进到这一程度？是否柏拉图本人，第一个指出了倒转柏拉图主义的这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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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柏拉图的动机的第一个特征出发：区分本质与表象、可知与可感、理念与象、原本与复本、模本与幌相。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表达毫无意义。区分法转移到两种图象之间进行。“复本”，它们是第二位的拥有者，良好奠基的乡愿，通过相似性而得到保证；“幌相”，是假的乡愿，在某种不相似性之上建立起来，包括一种堕落、某种根本的侵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区分了“图象—偶像”的两个领域：一方面，是“肖像-复本”；另一方面，是“幻象-幌相（simulacre-phantasmes）”。于是，我们可以更好地定义柏拉图的动机的整体：对乡愿进行挑选，区分好的复本和坏的复本，或者总是得到良好奠基的复本，和总是陷入不相似的幌相。要保证复本相对于幌相的胜利，抑制幌相，使之保持在底层，阻止其上升到表面，使之无所作为。
理念和图象的二元性，只有在这样的目标之中才是显然易见的：保证两种图象之间的潜在的差异性，给予一个具体的标准。因为，如果复本或肖像是好的、得到良好奠基的图象，那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性。但是，相似性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外在的关系：它不是从一“物”到另一“物”，而勿宁是从一“物”到一个“理念”，因为正是理念才包含了内在本质的建构性关系和比例。相似性，是内在的、空间的，是某种述谓的尺度。唯有在复本相似于事物的理念的意义上，复本才真的谈得上与某物相似。因此，乡愿（述谓者）只有以理念为模本（内在的、精神的），才谈得上与对象相一致。因此，只有当它奠基于本质（如，正义）之上，才配得上相应的述谓（如，义人）。简言之，正是理念的同一性，为复本的好的述谓奠基，使之基于某种内在的相似性之上。现在，我们考察图象的另一种类型，幌相：为了某种破坏、某种奉承、某种颠覆，“反对父亲”、不经过理念，它们在底层运作，述谓着同样的价。作为未奠基的述谓，包含着某种内在的不平衡的非相似性。
如果我们说，幌相乃是复本的复本，一种无限后退的肖像，一种无限减弱的相似性，我们就过渡到了本质性的方面：在幌相与复本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从而二者形成了同一区分的两个方面。复本是一种具备相似性的图象，而幌相则是不具备相似性的图象。教会的教理问答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使我们熟悉了这一概念：上帝以自身的形象造人，使人与上帝相似，但是，由于原罪，尽管人保留了图象却丧失了相似性。我们就变成了幌相，为了进入某种感性的生活我们丧失了伦理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