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哲学是当代法国哲学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很难把它归类到某一种特征鲜明的哲学派别中。他最早的哲学探索集中在诸如《经验主义与主体性》、《尼采与哲学》、《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表现主义》等一系列研究哲学史的著作中，但正如他自己也常常指出的，这种对哲学史的诠释总是“外在的”（dehors），即他总是尝试把一个哲学家的文本从其“典型的”、“传统的”，或者说“教科书式的”上下文（context）中抽离出来：

一方面，这或者是从某个哲学家的为人所忽视的概念出发，并进而对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整体进行重新诠释——比如他对斯宾诺莎的“表现”、康德的“官能”、以及尼采的“力”、莱布尼兹的“褶子”等概念所进行的解释。这也说明，哲学史上任何一种出色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在内部

就包含着一种“复杂性”（complication），挖掘这种复杂性是对哲学史本身所“内在”的那种“外在性”的承认。之所以说是“内在”，是因为这些概念并非是德勒兹自己的创造，而确实是哲学家本人所使用的，而且德勒兹在进行阐释的时候，也非常注意不偏离作者的经典文本；然而这种对原文的“细读”所揭示出来的那种全新的“内涵”却是以往的哲学史的那些“定论”与“公理”所不能看到的“盲点”，所以对于传统的观点来说，他对哲学史的解读又是“外在的”。如他在《福柯》之中的那句精辟的话，“思想思考其自身的历史（过去），却是为了摆脱它所思（现时），最后能'别样思考’（将来）。”[1]

借用巴赫金所分析的文本自身的“复调”的结构，我们可以说：以往的、既定的观点所确认的那种作者的“原意”其实也只是文本自身的种种复杂的意义角度中的一个而已。把文本从作者的“专制”的基础上解放出来，开放出其内在的丰富的意义内涵，正是德勒兹对哲学史的阐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另一方面，这种方法还可以是真正“外在的”：即把哲学家的文本和思想置于“非哲学”的上下文中，甚至在以往的观点看来是“不相干”的上下文中。比如在经典的《意义的逻辑》中，哲学、语言学、文学的概念被错杂地交织在一起，仿佛以往的那种界限分明的学科分化本身就是虚妄的，因为在这种种不同的概念与思想的“并置”中，往往产生出新的“意义”，这是一种不同学科间的“共振”（résonance），[2]

而这种共振所产生的“意义”就不是局限在单一的学科领域中所能理解的。比如“悖论”（paradoxe）这个概念，本身是个逻辑学的概念，但德勒兹却从《爱丽斯漫游奇境》的故事中得到引申，又拓展到语言学中的“意义”的创生机制。这种“外在性”的思路与前一种相比具有更为开放的境界，这种方法在其后期的主要著作《千高原》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3]

在其中，地理学、数学、哲学、音乐、历史等等不同学科的“碎片”（fragment）构成了无限交织衍生的“高原”，而德勒兹自己的哲学就构成了所有这些差异思想的聚生空间（symbiose）。这一点也是“外部”的更为重要的含义，“思考属于外部……思考并不是一种官能的天赋地运用，而应该偶然地产生思想。思考不依赖于某种联结可见者与可述者的适宜的内在性，而产生于外部侵入之下，这种外部开掘内部的缝隙，强行弄开和瓦解内部”。[4]

因而，真正的思考是“外在性”的，它并不涉及运用先天的理性规则进行思索，而总是试图从“外部”发现或进一步地“创造”新的关联。这种思索的过程是“偶然的”，因为它总是处于一个进行和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很难说真正的创造有什么必然的规则，这就像科学的发明一样，真正的产生出灵感的一瞬总是“非-逻辑”的，或者说“超-逻辑”的，虽然可以说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推理都是逻辑性的。思索不满足于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的“适宜的内在性”，就是不能停留于现成的词与物之间的意义的联结，而是必须创造出新的意义的层次，必须从“外部”侵入。正如要突破以往的陈旧的哲学概念的框架，就不能停留在“概念”内部的转换与重组，而必须从“外部”进行思索，建立与“外在的”其他异质性的领域之间的关联。在这一点上，正像很多学者指出的，德勒兹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外在性”的思索。[5]

正如德勒兹在论述著名电影大师Astruc的时候所说的，哲学所进行的这种“外在性的思索”，正是通过它自身对新的“问题”的发现与探索而实现的。“外在性”与“问题”在德勒兹哲学中是相互关联的两个主题，“这种问题的外在性既不能被还原为物理世界的外在性，也不能被还原为一个思想着的自我的心理的内在性。”[6]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外在性”的真正含义：正如在黑泽明的《乱》中，年迈的国主/城主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仅仅来自外界的“困扰”（亲人的背叛，频仍的战火）和内在的自我反思的困境（困惑、迷惘），而是来自对于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的领悟，这就正如在全片的结尾处，国主被神秘的智者引导，而最终却站在了悬崖的边沿。这部影片的出色之处正在于，它并不是满足于描述现有的“问题”（外在的、内在的），也不是致力于对“问题”给出一个最终的解答，而是在于为我们揭示出一种比现存的“问题”和世界状况更为深层的“问题”的“情境”（situation），在其中，我们得以“超越知识的界限，与行动的条件”，[7]

这种“情境”的含义就在于，在那一刻我们得以对所面临的那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产生最直接的领悟（正如《乱》片中在过场处始终出现的云层的神秘的涌动，恰好是对这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最深刻的暗示和象征）。

“问题”总是呼唤着“回答”和“选择”，然而与“外在性”相关联的“问题”的“情境”并不是在现有的

不同的情况中进行选择，而是对“不可确定者的确定化”，[8]

是面对“不确定性”而提供给我们更丰富的选择的可能。这就是“问题”与“外部”的最根本的相关性。正如德勒兹在一次访谈的时候所生动地谈到的，“外在性的主题：是与一个外部的关联，或者说'非-关联’，这种外部比外在世界更远离我们，但却因此比任何内在世界更切近我们。”[9]

这正是因为“外部”总是给我们启示了一种新的生存的可能，一种“别样思索”的可能，因而它也是最为切近我们的生存的“问题”的“情境”。也正如德勒兹在其最后的总结性的著作《何为哲学？》（Qu ’est -ce que la philosophie ）中所指出的：哲学的任务正是面对、回应、思索这样的根本性的，但却又是“外在性”的“问题”，而哲学的回应的方式正是提出自己的“回答”：即创造出自己的“概念”。但是，哲学的“概念”是完全不同于种种流俗的“观点”的，[10]

因为，种种观点所回应的无非是已经存在着的问题的一个（或一些）方面，但是对于哲学来说，它所面对的“问题”是未确定性的、开放性的，这种问题的“情境”是只有通过哲学创造概念的过程才可以得到“确定”和“揭示”的。然而，哲学概念的这种“确定”却并非是给出了问题的终极的、明确的解答，而毋宁说是通过自己的创造概念的活动在这种“不确定”的版图上勾画出某种行进的方向和“可能性”。[11]

这一点是在大众传播时代所充斥着的种种“观点”所无法提供给我们的，也是哲学的真正的使命。[12]

因此，哲学的概念要真正实现与“外在性”的关联，就不能仅仅是抽象、超越和普遍的，而是必须与活生生的生命经验相关联。如他自己所强调的，他的哲学是一种思想的“运动”与“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