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勒·德勒兹可以说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1925 年生于法国首都巴黎的第 17 区。德勒兹后来回忆，他在闲暇喜欢集邮。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勒兹才 15 岁；后来他被疏散到诺曼底，在那里，一位年轻教授的法国文学课唤起了他的求知欲。遭遇哲学则发生在不久后——他高中的最后一年：在他第一堂哲学课上，他就意识到被这门学科吸引和呼唤，也因此理所当然地开始了研究。他在索邦发表的关于英国经验主义者大卫·休谟的论文成为他第一本出版物。经历了十年断断续续的“沉默”，60 年代他重新活跃起来，进行了广泛而多样的哲学研究，从根本上重构了他介入的每个领域。最终使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是 1972 年与精神分析家、政治活动家瓜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后来他在英美学术圈中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从而声名远播。然而，他却如此沉寂：不喜欢旅行、很少巡回演讲，专注于教学和写作。并且，他的生活保持着惊人的稳定——甚至几十年来，他一直受呼吸系统疾病困扰。在他的最后几年里，他也被迫使用氧气吸入器。奇妙地历史巧合：他的死与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同时发生，而拉宾正是批准了《奥斯陆协议》并与阿拉法特和解的以色列总理；一年前（1982 年），德勒兹发表过《阿拉法特之伟大》。

20 世纪哲学一个深远的贡献，就是认识到阅读的深刻复杂。恰恰是被最频繁讨论的作者，这个教诲最容易被遗忘。本书的宏伟标题表达了这一承诺：“原理”，是事物在其基础上的基本结构。因此，“德勒兹哲学的原理”意味着德勒兹哲学思想基础的一个基本结构。对“原理”的正确理解将为理解由此产生的概念、论题铺平道路。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原理没得到充分阐发，那么德勒兹所有的概念、论题将变得支离破碎，最终只会成为每个研究者肆意阐发其一厢情愿想法的容器。 那么，调查德勒兹哲学原理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将选择他思想中目前争论最激烈的方面作为出发点。正是在争论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未经审查的阅读才被最大可能地质疑了。

评价德勒兹思想总围绕政治问题而两极分化。在德勒兹身上看到新政治萌芽的人，与坚持认为对政治的思考在这位思想家的作品中不存在的人两军对垒。因此，问题是：为什么不同评论家看到的德勒兹是有政治/非政治两不相容形象的人？哪个是德勒兹的“正确”形象？

近年来，德勒兹思想的受欢迎程度获得了爆炸性增长，尤其是在英美学界。但值得注意，这种情况下写的大部分“德勒兹”，都是“政治的德勒兹”。即使限定在明确处理政治主题的学者，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索伯恩（Nicholas Thoburn，2003）强调德勒兹微观政治的重要性；伊恩·布坎南（2000）广泛发表关于德勒兹与政治之关系的见解；杰森·里德（Jason Read，2003）把德勒兹的工作解读为马克思主义的更新；还有一些论文集的出版，如《德勒兹与政治》（Buchanan and Thoburn，2008）和《德勒兹与马克思》（Jain，2009）......很难想象在 1990 年代末，理论家曾担心德勒兹的思想被一维地解读为高级的、美化后的柏格森生命主义，或者被解读为“潜在的”（‘Virtual'）本体论，但 2000 年以来，“政治德勒兹”占据了研究的中心舞台。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但这个方向最实质性的努力可能是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 2000 年出版的《帝国》。他们命名为“诸众”的全新政治主体能被发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宾诺莎哲学。但正是在研究德勒兹的过程中，哈特首先捕捉到了这种愿景的影子。哈特在《吉勒·德勒兹：一个哲学学徒》（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中声称，早期的德勒兹从柏格森回到尼采，最后回到斯宾诺莎，发现了“一条进入实践领域的途径”（Hardt 1993：117）。在此框架下，他联系起了德勒兹的“繁复体”（multiplicity）、“装配”（assemblage）等概念与激进民主社会的愿景，并在“诸众”改造、革新中形成了政治乌托邦思想。因而，《帝国》在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完全信奉这一框架。 至于奈格里，德勒兹（尤其是他对斯宾诺莎的评论）对其作品的重要不言而喻。奈格里狱中完成的《野蛮的异常》（Savage Anomaly）于 1981 年出版，其中甚至以德勒兹的《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表现主义》（1968 年）作为其核心参考（顺便说一下，德勒兹为 1982 年出版的《野蛮的异常》的法译本作了前言）。《帝国》的国际声誉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政治的德勒兹”形象占据的主导地位。许多人在德勒兹身上寻求新政治的愿景，或者声称他已发现了这种新政治，然后这些人的著作反过来又被其他人阅读，才建立了“政治的德勒兹”这个有影响的范式。

另一个极端是，某些理论家认为在德勒兹身上找一种政治的尝试是对德勒兹哲学的严重误导，于是有力地提出了“非政治的德勒兹”的形象。走在最前的是斯拉沃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声称：“关键是要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德勒兹的文本没一个是直接的政治性；他是高度精英主义的作者，对政治漠不关心。”（Žižek 2004: 20，原文强调）。可以察觉到齐泽克讽刺了将德勒兹与政治的简单交叉，根据齐泽克，这是目前（主要是英美国家）接受德勒兹时的特点。他对那些只满足于投射政治愿望到德勒兹身上的理论家毫不留情。

尽管如此，齐泽克的潜在动机是勾勒出真正“政治的德勒兹”之可能。他希望发动蓄意挑衅，而动员出声势浩大的、认同“政治德勒兹”形象的反对派。相比之下，有些理论家认为，德勒兹的思想真的无关政治，德勒兹也对政治全无兴趣，甚至这是不言而喻的。阿兰·巴迪欧就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例子：根据他的说法，德勒兹将“变幻莫测的时代”的每个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后几年、戴高乐主义、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的红色年代、80 年代密特朗主义的勃兴、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崩溃……都武断的整合在他的哲学体系那“潜在的”、一元化的解释框架下（巴迪欧，2000）。然而，能解释一切的东西什么也解释不了。对巴迪欧来说，德勒兹哲学根本没有政治维度。同样，何内·薛黑（René Schérer）（1998）提到，一次私人谈话中，朗西埃对“对德勒兹哲学进行政治维度的解读是否可能”做出了否定回答。

“非政治化的德勒兹”不仅是敌视德勒兹的理论家排练的单纯反德勒兹的套路。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对德勒兹的研究围绕“创造”概念的结论，最后断言：“不少狂热者为这项任务投入大量精力和创造力，事实却是，德勒兹的工作本质上无关这个世界的政治。”。他质疑对德勒兹思想的这种霸权性接受，因为他也被这个政治性德勒兹的前景迷住了。

表面上，德勒兹的作品被“生成”（becoming）、“生成得有革命性”（‘becoming-revolutionary’）概念所装饰，仿佛这些概念能导向世界变革。然而，德勒兹非常重视被动性，一贯怀疑意志、活动等概念。这两种倾向非但没有矛盾，反而交织在一起，构成德勒兹哲学的统一体。简言之，一个人受力量、权力的影响，就会经历生成。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这一点：德勒兹永远在思考“不及物地”意味着什么，但在“及物地”意味着什么上同样花费了宝贵时间。从中提炼出的哲学很可能是赫拉克利特式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哲学，然而这不是德勒兹当前读者希望的革命干预哲学。必须承认，齐泽克等提出的“非政治的德勒兹”形象有确凿依据。不清楚德勒兹如何回答这样的怀疑，即他的哲学相当于：“所有发生的都是这样发生的，因为注定这样发生”。这里不言而喻地与政治保持着最大距离。

齐泽克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他的说法，德勒兹的哲学方法必须在早期专著（《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等）和较短的介绍性书卷（《普鲁斯特与符号》《论马佐赫：冰冷与残酷》等）中寻找——必须与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的合著区分开来。这有个很重的赌注，如果齐泽克是对的，那么冉冉升起的“英美式”“政治德勒兹”就是“加塔利式”德勒兹。齐泽克因此不仅将德勒兹与加塔利合写的《反俄狄浦斯》视为德勒兹“最糟糕的书”，还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德勒兹的“加塔利化”形象。